2017年的一項統計顯示，印度首都圈公立學校三年級的學生中近1／3無法正確完成100以內的加減法，2／3的學生不能完成基本的英語交流。這一現實逼迫學生家長選擇課外教育來彌補學生的課堂知識。阿迪婭對記者說，她們班幾乎每個人都在上補習班，“不然跟不上進度，考試中不少題也只有在補習班才能講到”。
阿迪婭家境寬裕，按說沒有必要“擠著進”印度大學，是她的父親堅持要求她在印度式學業壓力中長大，這樣才能更有社會競爭力。在阿迪婭的同學中，有凌晨4時就從別的邦出發來上學的，因為“在他們家鄉上學可能永遠無法考上大學”。
美國《華盛頓郵報》稱，印度社會無法提供充足的教育資源，但教育又為社會流動性帶來希望，因此產生了這麼多考場弊案。不少外媒如《華盛頓郵報》一樣，將作弊現象與印度中下階層的“出路”聯繫在一起，“印度學生為生存而作弊”“他們通過作弊打造更美好的生活”“這不是作弊，而是一種出路”……類似評論非常多。法新社稱，每年考試季的前後幾個月，印度人的焦慮感都會“急劇”上升，因為考試得高分是他們獲得體面工作或被大學錄取的唯一途徑。
曾經常駐印度工作的任曉明告訴《環球時報》記者，對印度貧困階層、表列種姓（俗稱“賤民”）、落後種姓群體來說，教育確實是為數不多能夠實現階層上升的途徑，起碼能在經濟層面有所改變。如果沒有接受過高等教育，那麼印度人從農村到城市依然只能從事最底層的工作，經濟狀況不會有太大改變；如果大學畢業後找到不錯的工作，能把家族都帶到大城市裡生活，那麼這也算改變了社會階層。相比之下，通過創業等其他途徑“改變命運”十分困難，因為種姓制度最根本的特點就是特定種姓從事特定職業。
知識改變命運的“標準模板”
然而，與“改變命運”的渴望對應的是殘酷的升學競爭與就業壓力。英國《衛報》稱，印度名校的錄取率相當於牛津和劍橋大學錄取率的1／10。據《環球時報》記者了解，一般印度高等院校的學術水平不足，普通專業的畢業生入職薪酬只有每月1500元人民幣左右，這與在新德里開摩的司機的收入差不多。如此現實之下，考上印度理工學院這樣的頂尖學府是“知識改變命運”的標準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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