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台灣缺乏有效實施這一“外交”戰略的國際環境條件與社會基礎。在與中國大陸合作的經濟與政治紅利巨大的條件下，特朗普所提出的印太戰略還處在初期構思階段，以及各地的國情限制下，周邊國家未必會回應台灣的“外交戰略”。不論是將價值觀“外交”結合美國的“印太戰略”或是“新南向政策”，蔡英文都沒有推動周邊國家積極與台灣展開合作的經濟與政治基礎。這些國家許多都不符合西式民主與人權的標準：菲律賓的杜特爾特掃毒處死人數眾多，緬甸的羅希亞人權問題嚴峻，馬來西亞與印度尼西亞都有性別平等與宗教自由地人權問題。台灣或許可以從新西蘭、澳大利亞、日本尋找合作的空間，然而前兩者都未體現出積極支持台灣的舉動，而即便是蔡英文宣稱“無論是在國際場合的聲援、或是天災時相互協助關懷，都讓兩國間的友誼越發密切”的日本，在東亞奧林匹克委員會取消2019年台中市對“東亞青年運動會”的主辦權的時候，日本都未投下反對票，而是投棄權票。此外，台灣的群眾沒有歐美國家、中國大陸對於全球治理上的責任感，甚至往往有“政府亂撒錢”的反對聲音出現。同時，台灣也缺乏進行長期、具競爭力的國際援助的資金與能力。
無論如何，筆者認為，對於蔡英文於雙十演講所提出的、筆者命名為“燈塔外交”的新外交戰略框架，考慮到上述重重阻礙，中國大陸不必過度憂心。然而，大陸一方面綜合實力越來越強大而容易引起國際社會的戒心，而另一方面與歐美的政治體制與政治價值觀的博弈卻在深化，因此不可高估經濟依賴的影響力而低估了西方國家對於政治制度與意識形態的重視。歷史上意識形態差異在美蘇對抗中占的比重，以及美國不惜砸重金與政治成本在中東所進行的民主建設的經歷都表明，價值觀與政治制度共性所能起到的作用是不能忽略的。畢竟，美國相信自己是山巔之城，相信台灣就是華人民主的橋頭堡。
（作者金九泛，復旦大學台灣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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