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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車輛行駛在港珠澳大橋上。（新華社圖片） |
二是大灣區建設需要粵港澳三地協同。中央層面有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到粵港澳三地層面也有推進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及辦公室，甚至珠海、中山等地市也設立了大灣區建設領導相關協調機構。這些協調機構的設立有利於調動資源推動大灣區建設。但從根本上，大灣區建設還是需要廣東、香港、澳門三地就具體的事務進行協同，不要只顧自己的那些小利益，而喪失新的發展動力。當年浙江願意將洋山島交給上海開發，才成就了今天的世界第一大港洋山深水港。對於粵港澳大灣區的長期、可持續發展，三地的協同要大氣謙和、著眼長遠。
三是大灣區建設需要讓民眾享受到大灣區建設的紅利。大灣區建設的重要要素之一是人的發展，包括物質、福利、社交、參與、權利等人的發展的基本要素。粵港澳三地民眾是大灣區的主人，要讓民眾有大灣區發展的榮耀感，就要帶動民眾的參與感，進而增加民眾的獲得感。這樣民眾才能支持大灣區、服務大灣區。
中評社：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涉台內容中說，我們要堅持對台工作大政方針。全面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在《告台灣同胞書》發表40周年紀念會上的重要講話精神。習近平總書記在這次紀念會上提出探索“兩制”台灣方案，豐富和平統一實踐。作為“一國兩制”實踐的先行者，港澳能夠為此提供哪些經驗借鑒？
張建：今年年初，習近平主席在對台政策五項主張中提出探索“一國兩制”台灣方案，引發了海峽兩岸暨香港、澳門各界，以及國際社會的高度關注。作為最早實踐“一國兩制”的香港自然最有發言權。由於香港問題與台灣問題的國際背景、歷史邏輯等差異，“一國兩制”台灣方案必然與“一國兩制”的香港方案會有差異。但“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形成、過渡及二十多年的實踐對台灣方案必然有借鑒。
我覺得從宏觀上香港可以提供的借鑒包括但不限於以下一些方面。一是“一國兩制”的制度和法律保障；二是基本法的起草過程；三是過渡期各利益攸關方的互動；四是中央全面管治權與香港高度自治權的關係；五是中央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與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責任關係；六是國際空間和國際地位的保障；等等。
當然，“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也出現了新問題、新情況，這些可能是在香港回歸前沒有預期到的，因此“一國兩制”的台灣方案要有長時段、前瞻性的預判，特別是台灣社會的矛盾、台灣的民意、與大陸的制度衝突等方面可能出現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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