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已經反覆證明，一國的崛起從來都不是一帆風順的，大國健康心態的塑造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從亞投行的設立，到“一帶一路”倡議的實施，再到人類命運共同體概念的提出，其實，中國領導人的視野早已從中國一隅擴大到全球，這就鑄成了中華民族復興的軌跡不是以犧牲某種利益為代價，而是在追求雙贏和多贏的目標。但普通百姓達到這樣的認識水平卻需要更長的時間。
中國的巨大成功為世界所矚目，全球掀起“中國熱”不足為奇。試想，在四十年間走過西方國家幾百年的發展歷程，這樣的人間奇跡不去研究，世界政治學的存在還有什麼意義？包括修昔底德陷阱理論發揚光大者、哈佛教授埃利森在內的美國人都非常羨慕中國制度的巨大優勢。上至美國總統，下至加州百姓，都很羨慕中國高鐵。試想想，沒有中國公有制的制度優勢，何來中國高鐵？如果沒有中國政府通過轉移支付等手段，何來數億中國人較快實現脫貧？西方許多學者對中國的制度投了羨慕的一瞥，身為中國人，有什麼理由不對我們的制度抱持更多一點自信。
期待強國善待中國的崛起是一種政治幼稚病，但把中國的崛起建立在某個大國的衰落基礎上也未必是成熟的思維框架。一方面，我們不能指望別的國家心甘情願接受中國崛起的現實，另一方面我們也不能對西方採取的每一項措施處處對號入座。基於此，我們在呼籲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國家放棄冷戰思維的時候，其實我們首先要放棄冷戰思維，而不是嘴上說說而已。
在現代國際關係史上，從來不要指望一個國家對另一個國家大發慈悲，任何國家的決策都是以國家利益作為決策的基礎，正像意大利與中國簽署“一帶一路”諒解備忘錄一樣。在西方七國集團中，意大利率先邁出了一步，充分說明今天的西方世界早已不是鐵板一塊，誰先擁抱中國，就先擁有明天，這是中國人有理由自信的重要源泉。在“一帶一路”問題上，儘管西方社會對此有許多誤解，但時間是治愈傷口的最好辦法。
許多東西是不可改變的，但我們能夠改變的是看待萬事萬物的心態。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美國的國內生產總值早已超過英國，穩居世界第一，美國總統對充當世界領袖躍躍欲試，但是美國國民的認知與領袖有巨大的落差。一戰開始初期， 英國軍艦經常在大西洋上攔截美國的船只，防止軍火落入德國之手。美國除了抗議之外，對英國的耀武揚威也只能“忍辱負重”。1944年，羽毛豐滿的美國走向了構築戰後雅爾塔國際體制的舞台中央，美國百姓充當世界領袖的心理也漸漸走向成熟，之後的美國變得“躊躇滿志”，登上世界之巔也就順理成章了。可見，美國上下適應老大的角色是經過相當長時間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