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有不少幹部向記者反映，問責工作中存在實施主體單一化、紀檢監察機關“包打天下”“一把快刀什麼都要砍”的現象。一些黨組織和黨員領導幹部習慣性地、想當然地認為，問責就是紀委（紀檢組）的事情，這種情況越到基層越普遍。比如，一些地方在環境保護、信訪維穩、文明城市創建等工作中出現推動不力等問題，都要求紀檢監察機關實施問責，而不是由相應的黨委（黨組）來實施。
對各地問責數據抽樣調查的結果，驗證了上述情況確實存在。如，2017年安徽省安慶市紀委共問責市管幹部59人，市委未直接作出過問責決定，市委各工作機關中僅有市委組織部問責2人，且均為市紀委調查後移送組織部處理。又如，2018年四川省自貢市大安區累計問責處理（書面檢查及以上）152件次，其中通過紀檢監察機關實施問責118件次，約占問責總數的77.6%。
“有權必有責，有責要擔當。落實問責責任，既要警惕主體不明、越位錯位，也要防止責任空轉、缺位失位，這是一體兩面的問題。”上海市普陀區紀委常委、區監委委員、案件審理室主任楊劍認為，各問責主體必須明確權責、履職盡責，做到不缺位、不越位、不替代，在各項程序性環節中都要堅持和加強黨的領導。
針對問責主體越位缺位等問題，一些地方積極進行探索：有的將各級基層黨委（黨組）實施問責的情況納入黨風廉政建設責任制考核當中；有的制定黨組織和黨的工作機關開展問責情況向紀檢監察機關通報制度，等等。例如，2018年底，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區紀委與區委組織部聯合制定了《區管幹部誡勉內部操作規程》，明確了區紀委9種適用情形、區委組織部9種適用情形，通過建章立制規範問責、壓實責任。
“問責工作是一項需要共同發力的工作，既是上下縱向的，也是左右橫向的。只有各個問責主體各司其職、各盡其責、並肩作戰，積極擔負起問責工作主體責任，問責利器才能更加有力有效。”拱墅區紀委監委主要負責人表示。
來源：中國紀檢監察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