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0月1日這天,天安門見到的有必然也有偶然:1919年,年輕的許德珩在它面前喊過救國的口號,成為五四運動風雲人物;30年後,他經歷了協商建國的整個過程,登上城樓,出席開國大典。
典禮舉行時,許德珩未來的女婿鄧稼先還在美國留學。再過幾個月,核物理學家鄧稼先獲得博士學位的第9天,就會啟程回國,日後他將成為中國原子彈的設計者,被同學楊振寧譽為“中國幾千年傳統文化所孕育出來的有最高奉獻精神的兒子”。這年年底,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成立了“辦理留學生回國事務委員會”。從1949年8月至1955年11月,共有1536名高級知識分子歸國。
他們面前,這個國家剛剛從硝煙中“站立起來”。在物質和精神的很多方面,新與舊的交接仍在進行。
但有一點,已經再清楚不過:“北京時間”開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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