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92年出版的散文集《文化苦旅》的後記中，余秋雨開頭就提到了這組筆談，“在所有的評論中，我覺得特別嚴肅而見水平的是《鄂西大學學報》所設‘《文化苦旅》筆談’專欄中該校中文系五位教師發表的文章”，“我很驚訝鄂西大學對中國歷史文化和當代散文藝術的思考水平”。可見，余秋雨對這組筆談文章十分認同。余秋雨的後記還延伸出兩件十分有趣的事。一是“文化苦旅”的英譯問題。余秋雨說，“這個頗具規格的學報在英譯中把《文化苦旅》簡稱為CPAT，原來他們對它的全譯是Cultural Perplexity In Agonized Travel，似乎略嫌重澀，什麼時候很想請英語專家再斟酌一下”。直到今天，《鄂西大學學報》對“文化苦旅”的英譯仍被很多人使用，廣為流布，而2015年出版的英譯本《文化苦旅》的翻譯是A Bittersweet Journey Through Culture，不知是不是考慮了余秋雨的建議。二是余秋雨曾到武漢打聽鄂西大學，“得知這所大學躲在該省的邊遠地區恩施，從武漢出發也要坐很長時間的火車，有一位女作家曾到那裡去過，竟像探險家一樣述說著那裡的風土人情。我問能不能坐飛機去，被告知：‘坐飛機也得好多小時，是小飛機，而且常常降不下去又回來了，因為那裡霧多山多。’我不知道這種說法是否準確，卻深感中國大地上藏龍臥虎的處所實在不少”。
“這本書應該讓整個華人世界的讀者都來讀一讀”
1992年集結成書出版後，《文化苦旅》獲得的評論更多，影響更大，傳播更廣。上海知識出版社給予余秋雨高規格的出版待遇，首印7000册精裝本和3000册平裝本。第一版的封面是一張夕陽下的西部沙漠照片，營造文化的孤獨滄桑感，這個設計貼近一些篇目的內容，尤其是余秋雨在敦煌等地寫的一些散文。《長江文藝》雜誌社原社長、主編劉益善在《〈文化苦旅〉封面上的小鳥》一文中記錄了自己的收藏故事。《文化苦旅》剛出版的時候，劉益善四處尋覓不得，等到第4次印刷的時候終於買了一本。他突然發現自己買的這本封面上多了一只小鳥。原來是印刷工人在制封面壓膜時，將一塊褐黃色的薄塑紙片壓進去了，看起來好像一只飛翔的小鳥。“封面原本是深藍的天，深藍的天下是無盡的沙丘和沙丘下的沙路，現在添了一只快活飛翔的黃褐色的鳥，變得廣漠中有了生命的穿行，壯闊中有了靈動的游走。”這好比珍貴的錯版郵票。2000年，王國偉組織了一次改版，把精裝本改為簡裝本，封面用類似牛皮紙的再生紙，書名是顔真卿字體，古樸典雅大氣。這一版本市場接受度更高，甚至被認為是原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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