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理解了中日韓自貿區、“一帶一路”第三方市場合作等宏大議題以後，企業家應該積極參與，前瞻性地進行戰略布局。
我們先來看看一些關鍵的數據。經過二十年的“政冷經熱”，甚至“政冷經冷”之後，2016年至今，日本對我國的直接投資呈現小幅增長，但是，只有非常有限的38億美元左右，排在中國香港、新加坡、中國台灣、韓國、英國之後，居第六位。
除了一般機械、電子機械、運輸機械等傳統製造行業，日本企業在中國的批發零售、金融保險等現代服務業的投資也有增長。借助於日本投資，能夠為實現我國的產業升級、經濟創新助力（引自譚琨博士一篇正在撰寫的文章）。尤其是，日本還有很多高質量的產品等沒有進入中國，完全可以在中國進行生產，滿足消費升級的需要，而不用我們辛辛苦苦地去日本背回來或者海淘代購。
2018年我國對外投資達1430億美元，是繼日本之後的全球第二大對外投資國。可是，中國在日本的直接投資增長緩慢、規模較小，2017年僅有4.4億美元，不僅落後於歐美發達國家，也落後於亞洲新興經濟體國家。
這些數字說明了什麼？說明中日之間的合作關係仍然有非常大的提升空間。
就中國企業在日本的直接投資而言，日本是一個高度發達的經濟體，相關配套產業成熟，發展空間相對比較小。同時，日本市場的排外性很強，進入日本市場的難度高。不同於“一帶一路”中的國企唱主角，相反，中國在日直接投資中民營企業占據了相對優勢。民營企業原來在中國的身份劣勢到了日本就變成了身份優勢，不會像國企一樣受到更多審查。
有遠見的企業家可以從產業鏈整合的角度考慮中日合作中的更多可能性，也可以考慮如何幫助國家降低建立中日韓自貿區中的那些經濟因素上的挑戰。例如，為了減少未來的自由貿易區對日韓農業的衝擊，是否有可能站在區域合作的高度進行垂直產業鏈合作，把日韓高水平的農業技術和豐富的資金，與中國相對廣袤的土地資源和有競爭力的勞動力結合起來，在中國進行農產品種植和深加工，然後銷售到其他國家，使得相關利益者總體上都受益，而非僅僅局限於一城一地的得失呢？
此外，目前參與“一帶一路”第三方市場合作的基本上都是一些大型國企，民營企業參與的很少，國家也特別期待有更多企業主體參與。如果說前幾年這個項目上的風險和不確定性過大，看不清楚，那麼，現在已經稍微成熟了許多。“一帶一路”建設也已經從“大寫意”進入了“工筆畫”階段（習近平，2018）。民營企業可以跟著國企、國家開發銀行等一起走出去，在參與一些項目的配套工程中，不斷提升自己的國際化能力。
第三，深刻理解日本企業的經營特點，尊重他們的經營理念，包括長期永續經營、關注員工和利益相關者、工匠精神、精益求精、規模上適可而止等。
曾經有一個來自浙江的民營企業家看中了日本一家瀕臨倒閉的中小企業，希望進行收購。第一次與日方進行接觸之後，就再也談不下去了。日方後來給中間人說，“我不喜歡他的經營觀念。我們日本人經營企業，即使到了萬不得已要把企業賣掉時，我們也希望收購方能保證員工的工作，想著如何把企業長期經營下去，但是，這個中國企業家想得更多是如何獲得我們的知識產權、商業訣竅，技術和機器，然後把工廠搬到中國去，降低成本”。
當然，相反的例子也能證明尊重日本企業經營理念的好處。大約10年前，筆者太太所在的KAPPA的母公司中國動向收購了日本著名戶外品牌PHENIX，收購價格只有1日元。但是，收購的前提條件是不能解雇PHENIX的300多日本員工，還要承擔三四千萬人民幣的公司債務。十年來，中國動向很好地經營著PHENIX這個品牌，而PHENIX的日本員工也與KAPPA的中國員工緊密合作，創造了很多價值。最讓我太太贊不絕口的是日本人的合作精神，你沒有想到的事情，他都給你事先想到了，而且隨時準備好補位。
日本有很多的老店老鋪，產品精致，深受顧客歡迎。日本也有許多擁有獨特技術訣竅的中小微企業，但是，它們甘願做隱形冠軍，滿足於做小而非做大。這一點令中國企業家非常難以理解和接受。這些日本企業不看重規模擴張，而更看重質量和口碑。完全不同於我們的餐飲業和酒店業，幾百家，甚至幾千家地開，一旦遇到類似新冠肺炎這種超級黑天鵝，其經營結果自然是最慘烈的。
我的良師益友，AOM（美國國際管理學會）前任主席陳明哲教授就經常說一句話，“企業不應該僅僅滿足於做大，也可以做小”。其中的道理，請讀者自己慢慢去悟吧！
更多關於德日企業與中國企業在經營理念上的差異，請參考我的《大變局下的中國管理：從以英美為師，轉向與德日同行》（2019年9月，正和島APP）。
第四，中國企業最欠缺的是日本企業所具備的風險意識和風險管理，急需補上這個短板。
日本企業因為經常面臨地震、海嘯、台風、能源危機、資源短缺、貿易戰等，所以，居安思危，有很高的風險管理意識。而中國企業在過去的三十多年裡，好日子過慣了，忙於高速成長，沒有把永續經營和“活命哲學”作為頭等大事來對待。
日本企業的風險意識集中表現在日本企業喜歡存錢（至少持有半年的可用現金是他們的一個經營安全底線），致力於長期的技術儲備和人才培養等。稻盛和夫曾經說過，“即使京瓷七年不賺一分錢，企業也可以照樣活下去”，因為京瓷有7000億日元左右的現金儲備。徐靜波先生在喜馬拉雅的《靜說日本》裡講，日本企業內部留存現金幾乎和日本每年的GDP一樣多，目前已經高達5萬億美元左右。所以，遇到災害和經濟危機的時候，日本企業能不慌不忙地進行轉型升級。
在過去的二十年裡，他們拋棄了原來的許多國際大品牌，例如家電、計算機等企業，進入到高端智能製造業裡，尤其是先進的電子元部件、生物制藥、新材料、新能源等領域，占據了全球產業鏈的高端，讓自己變成不可或缺的一環，所以，抵禦風險的能力極大增強。
一本《工匠精神：日本家族企業的長壽基因》（後藤俊夫，2018）事實上並沒有從表面上講日本的工匠精神如何厲害，而是一整套風險管理的手册，包括了人事風險管理（尤其是家族傳承）、業務風險管理、自然災害風險管理、商業倫理風險管理等。其中有很多生動的案例，推薦中國企業家一讀。
第五，如何進入日本市場？
我有一個朋友，她是賴茅的傳人，曾問我如何和日本的燒酒企業合作？另外一個朋友是做分析儀器的，年產值在1億左右，請教我如何與日本的分析儀器公司建立合作關係？
我告訴他們，最好的辦法是上網找到燒酒或者分析儀器的協會，然後就能順藤摸瓜找到很多可能的合作對象。不同於中國企業，日本企業之間相當抱團，行業協會和地方協會發達，所有的企業至少參加兩三個以上的行業或者地方協會。行業協會和媒體也經常搞各種各樣的排名，比如，燒酒的排名，拉面的排名等。從行業協會入手，最有可能找到合適的合作夥伴。
與日本企業合作一定要有足夠的耐心，準備花上三四年的時間建立信任，成為可以信賴的夥伴之後，再談其他更深入的合作。最好是先成為他們的客戶，或者成為他們的供應商。可以先從某個具體的合作項目入手，然後向產業鏈兩端一點點地拓展。先建立戰略性的合作夥伴關係、然後再採用合資的方式，最後進入到獨資。如果一開始就擺出一副併購的架子，大概率會遭到閉門羹。
當然，類似華為這種財大氣粗、有品牌優勢的企業，也可以在日本直接建立新企業，從無到有招聘日本員工自己做。例如，華為在東京至少招募了1500名以上日本員工從事與手機有關的業務開發。這樣做的好處是，從一開始就可以把自己的企業文化輸入進來，而不是受制於被收購企業既有的企業文化、勞資關係糾紛等。但是，這種國際化方式的缺點是比較慢，需要較長時間，品牌認可度一開始可能比較低。
第六，守法經營，規規矩矩，這是在日本經營企業的底線。
不同於在美國，或者在中國，社會的容錯性比較強。如果以前有違法犯罪記錄，或者創業失敗的記錄，只要改過自新，一般還是會有東山再起的機會。
日本社會具有某種道德潔癖，社會寬容度很低，人們生活在彼此的監視之中（道德壓力），就像一個無所不在的束緊的鐵籠子。學者把這種文化稱之為緊致型文化（Tight culture）。哪怕是有過最微小的犯罪或者犯錯行為的人，都有可能被社會摒棄。所以，千萬不可把在中國習慣了的那一套玩法，拿到日本去。
雖然日本、韓國和中國一樣，政府在制定產業政策方面都有很強大的作用，通過各種產業政策引導企業發展。但是，總體上來說，日本政府更多的是一個服務機構，一個信息登記機構。在日本不需要考慮那麼多的亂七八糟的政商關係。超過100萬日元以上的禮物，會當作重大的行賄受賄被法律制裁。
2019年12月底，東京地方檢察院特別搜查本部逮捕了安倍晉三首相手下的一名眾議院議員秋元司，罪名是接受一家中國企業彩票網的賄賂，幫助該中國公司試圖參與日本的賭博業。這個行賄受賄的金額據說最多可能是300萬日元（約19萬人民幣），在中國簡直就是毛毛雨，但是，這一案件已經給中日關係蒙上了一層陰影。
第七，不僅中國企業要向日本企業學習，更要與日本企業一道同參互鑒，在合作中取長補短，面向新的挑戰發展新的經營理念和管理方式。
曾幾何時，精益製造，準時生產（Just-in-time manufacturing）、零庫存等是日本企業的制勝法寶。但是，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給人的啟示是，如果中國停工一兩個月，全球產業鏈肯定會嚴重受損。這個事件提醒我們，更是提醒了其他西方發達國家的企業，不能過度依賴某一個或者某幾個製造商，一定要在全球進行適當地戰略布局，做好備份和對衝，保持一定的冗餘度（哪怕這會降低資源使用效率），保持一定程度的自制而非完全的外包（輕資產模式）。
特別是，對於那些位於美國集中力量打壓的行業（也就是TID，關鍵技術、關鍵基礎設施和敏感個人數據）的中國企業，更要具備藍軍思維，建立類似華為的2012實驗室，以應對不期而遇的打擊。
小結
櫻花絢爛開口笑，
牡丹雍容頻招手。
泰山富士遙相望，
面向未來泯恩仇。
（作者：馬宏偉先生）
不期而至的新冠肺炎疫情讓中國社會經濟生活一夜之間陷入速凍模式。與此同時，美國對中國高科技企業繼續進行打壓遏制，更是雪上加霜。加強與日韓等國之間的區域經濟合作，在“一帶一路”倡議下，加強第三方市場的共同開發，是中國企業重要的戰略突破口。
為此，需要企業家朋友從國家和世界的大趨勢出發，對日本歷史、文化、法律制度和產業環境等有深刻的了解。未雨綢繆，提前進行戰略布局，強化與日本企業之間的合作，同參共進，互惠共贏。
來 源：正和島 作者：趙向陽(北京師範大學經濟與工商管理學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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