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福善坦言，香港的政制不可能一夜之間變成全部普選，也認為當時港人對民主法治認識不深。上世紀80年代港英政府策略有變時，未有相應地修改法律作配合，故間接產生了挑戰法律的問題，例如有團體揚言不會就遊行申請許可。
李福善表示，這種非法的態度違反民主法治的精神，在民主法治的社會中，若認為法例不合理，可要求當局修改跟進，但不能在修改前就要求不執行法例，否則就成了人治。
作為草委會居民權利與義務專題小組的召集人之一，他形容該小組工作最少“拗撬”，他與小組另一召集人王叔文都認為，當時港人享有的權利已經不錯，只需在基礎上修改或增補，例如當時基本法已寫進遊行、示威及罷工等權利，唯一未能滿足勞工階層的是並未將“集體談判”寫入有關條文，當時反對提案的委員均認為要照顧各階層的利益，而且香港的工會較分散，具體應用集體談判權利時會有技術問題。
基本法提人權部分令人滿意
至於人權問題，他指基本法中寫上《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和國際勞工公約適用於香港的有關規定繼續有效，已相當令人滿意，並不認同部分人認為要將公約內的所有權利寫入基本法。
（來源：香港文匯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