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事總得有個起碼權衡。如果冒著風險所能換取的回報卻微不足道，甚至要讓自己深陷泥潭，誰會孤注一擲？
瞞報相關數據，必須要承擔總有一天要露餡、紙終歸包不住火的風險。這種風險指向的後果，將是以瞞報者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並受到嚴厲問責為代價。它能獲得的收益呢？數字少一點，就能升官？就能發財？或者也可以像美國議員們那樣，趁著疫情信息沒有披露，大肆拋售股票獲利？
我們沒有看到這樣能夠形成“正向刺激”的案例，相反，湖北省、武漢市相關官員因為疫情初期應對不力被問責的事實，像一把利劍懸在空中。
其次，如果真的瞞報，數據的“縮水”是否足以讓瞞報者免責？
武漢市成為這次疫情的重災區，排查人數以千萬計，確診人數以萬計，病亡人數以千計。和平年代、歲月靜好，無論哪一個數據都是驚人的。在一個信息多元、廣泛流通的社會裡，這樣一起重大公共衛生事件，實質上已經被放置在高倍顯微鏡下。
如果通過減少部分數據，就能讓對數據動手腳的人免責，或者至少可以減輕懲罰，那麼，為什麼不乾脆“下手再狠一些”，把數據做得再“合適些”，豈不是更方便甩鍋？
通過和最終公布的數據對比，兩組數據的誤差都在合理範圍內。按照統計學的一般原理推算，這應屬於統計方式方法上的疏漏，而不是刻意的瞞報。必須要說，二者是有本質區別的。
第三，為什麼會出現前後兩組數據的出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