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種情況是，被調查人實際收受的物品價值遠遠小於其意圖收受的價值。比如，乙知道甲喜歡宋代某畫家的作品，便買了一幅近代仿品送給甲，甲以為是真跡予以收下（若知道是贋品則不屑收受），並以為該畫價值50萬元左右。後經鑒定，該畫為仿品，價值1萬元左右。一種觀點認為，畫實際價值1萬元，沒有達到受賄罪最低數額標準，甲不構成受賄罪。另一種觀點認為，甲的主觀故意是收受價值50萬元的畫，因行賄人購買的是仿品，導致甲實際收受價值1萬元的畫，應認定甲受賄50萬元未遂。還有一種觀點認為，不應只看畫的實際價值是否達到受賄罪最低數額標準，也不應只關注甲意圖收受的價值，而應該將甲受賄情節納入考量，在收受物品實際價值未達到受賄罪最低數額標準時，只有情節嚴重的，才以受賄未遂追究刑事責任。筆者贊同最後一種觀點，其一，這種觀點符合受賄犯罪“數額＋情節”的定罪量刑模式，其二也兼顧了刑法“主客觀相一致”“罪責刑相適應”的原則。
總之，實踐中的情況千差萬別，並無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式可套用，要具體案情具體分析。其中，行為人的主觀認識因素對案件定性起到很大作用，且往往以“沒意識到實際價值”“以為是假的”等理由提出抗辯，調查人員在分析把握時，不能一概聽信，而要結合被調查人的教育背景、有無相關專業知識、平時興趣愛好、收受財物後的處理方式、其他證人證言等因素來綜合判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