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幣匯率基本隨行就市成為吸收內外部衝擊的減震器
這及時釋放了貶值壓力，避免了貶值預期的積累。從1年期無本金交割遠期（NDF）人民幣對美元交易隱含的匯率預期看，以中間價或收盤價跌破6.90為標誌，可以觀察到：第一次遇7不過的2016年11月24日至2017年1月13日期間，日均貶值預期為2.63%；第二次遇7不過的2018年10月8日至12月3日期間，日均貶值預期為1.35%；第三次遇7不過的2019年5月17日至6月19日，日均貶值預期為0.79%；“破7”初期的2019年8月2日至12月25日期間，日均貶值預期為0.74%；疫情暴發以來的2020年1月21日至6月19日，日均貶值預期為0.43%。
外匯市場低（升值）買高（貶值）賣的匯率杠杆調節作用正常發揮。今年前5個月，市場結匯意願增強，購匯動機減弱：銀行代客收匯結匯率平均為67.4%，較去年12月份上升了5.9個百分點；付匯購匯率為62.7%，回落了0.9個百分點。同期，銀行即遠期（含期權）結售匯順差各月均為順差，累計順差774億美元，同比增加1.12倍。這表明人民幣匯率承壓並非因為境內外匯供不應求，而是各種消息面利空造成的市場情緒偏空。年初至1月20日，收盤價相對於當日中間價偏強的交易日占比為61.5%，1月21日至6月19日該項占比降至32.3%。
而且，自2017年人民幣匯率止跌企穩，打破單邊貶值預期以來，國內股市與匯市的關係也變得不確定，顯示兩個市場間的相互影響減弱。如2016年11月24日至2017年1月13日期間，上證綜指與人民幣匯率中間價之間負強相關性達0.638（俗稱股匯雙殺）；2018年10月8日至12月3日期間，二者負弱相關性為0.267；2019年5月17日至6月19日，二者轉為正弱相關性0.095；2019年8月2日至12月25日期間，二者正弱相關性為0.372；疫情暴發以來至6月19日，二者又為負弱相關性0.451。
需指出的是，儘管疫情暴發以來，國內股市和匯市再現同漲同跌，但與2015年8月份和2015年底2016年初的那兩波股匯雙殺性質不同。前兩波股匯雙殺主要反映了一個市場下跌釀成的市場恐慌向另一個市場的傳染，而這次主要是疫情造成的不確定性這一共性因素，引發了風險資產的同向調整。
更為關鍵的是，匯率靈活性增加，提高了央行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因疫情率先在中國集中暴發，故今年2月份起，中國央行就進入了疫情應對狀態，採取數量和價格手段，保持市場流動性充裕，引導市場利率走低。這並未受到人民幣匯率的掣肘。至於3、4月份以來，中美利差重新走闊，主要反映了美聯儲無底線的貨幣大放水，以及兩國通脹和經濟成長的差異，導致美債收益率降得快、漲得慢。
此外，正是因為人民幣匯率雙向波動體現了匯率機制的靈活性，以及人民幣多邊匯率穩定體現了非競爭性貶值的基本立場，故雖然今年人民幣匯率創下近12年來的新低，但美方根據年初達成的經貿協議中的匯率共識，並未對中國提出“貨幣操縱”的質疑。
綜上，將人民幣匯率“破7”理解為貶值，來拉動出口、刺激經濟，顯然是將問題想得過於簡單了。
來源:第一財經日報 作者：管濤（中銀證券全球首席經濟學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