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土耳其推行的“民主”化進程令美國和歐洲難以容忍。在美歐看來，土耳其由凱末爾創立的、已經運行了90餘年的“世俗民主制度”，才是他們希望看到的“民主”，是他們能夠向伊斯蘭世界兜售的“民主樣本”。美歐認為，2013年以來埃爾多安的一系列舉動，都是為了加強個人權力。埃爾多安則認為，“美國並非民主的唯一模式”，並批評特朗普對美國穆斯林的驅逐是對民主的破壞。雙方對“民主”的不同理解對近年來土耳其與西方關係的影響是潛在卻也是深遠的。
其次，“歐盟夢”的破碎以及中東世界的劇變，令土耳其對中東事務越發熱情，也令土耳其與域外國家之間的地緣衝突和矛盾加劇。在敘利亞問題、利比亞問題，東地中海油氣開發等問題上，土耳其意圖尋求更大外交空間，發揮更大的作用，卻也動了“別人的蛋糕”。以敘利亞問題為例，由於敘北庫爾德人問題，土耳其雖為北約成員國，但與美國在敘利亞問題上產生實質性對峙並倒向俄羅斯，刺痛著美土關係本已脆弱的神經。然而，當俄羅斯在敘利亞問題上優勢顯現時，土耳其與俄羅斯所支持的巴沙爾政府矛盾不斷，俄土在伊德利蔔衝突降級區發生軍事摩擦。此外，土耳其還因油氣問題在利比亞與法國和意大利產生衝突，西方世界對土耳其的不滿日益加深。
最後，經濟領域的摩擦，也是土耳其與西方國家漸行漸遠的重要原因。美國在2018年“突襲式”將土耳其鋼鐵和鋁產品進口關稅提高一倍，導致土耳其裡拉狂洩；2019年，歐盟也因土耳其在地中海東部爭議海域開展鑽探活動，宣布對土耳其實施包括旅行禁令和凍結資產在內的制裁。要知道，土耳其國經濟本就面臨外債高、通脹高的沉屙，主權信用評級被不斷下調，西方國家的經濟制裁無疑令土耳其經濟雪上加霜。
近年來，土耳其彰顯作為地區重要力量的意願不斷增強。中國社科院西亞非所研究員餘國慶認為，聖索菲亞博物館的改建背後，也有埃爾多安政府給“正發黨”爭取更大政治空間，並借此展現土耳其作為中東和伊斯蘭世界重要力量的考量。只要土耳其與西方在戰略目標方面的結構性衝突沒有緩和，聖索菲亞博物館改建類似的紛爭恐怕還會不斷上演。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