體育不相信眼淚
我能控制自己，畢竟見過世面，經歷過很多失敗了，在公開場合，我知道該怎麼做，尤其在賽後的新聞發布會上，還要回答記者不愉快的提問，我必須說得有理有節。那天，我先接受日本TBS電視台採訪，到會晚了，我一進會場，有記者就問我：“郎教練，你今天輸給韓國隊心裡一定很怨？”因為在場的國際排聯的人也都認為中國隊勝韓國隊應該沒有問題。
我沒有對“怨不怨”作正面回答，我說：“韓國隊是一支非常強的隊伍，而且，是一支有特點的隊伍，在上一屆的世界錦標賽上也取得很好的成績，是第四名，我們和韓國隊較量，一直不是占有絕對的優勢，而這場球是韓國隊這幾年來發揮得最好的，我們首先要祝賀她們，相比之下，我們在技戰術的運用以及思想的準備上面，都不如韓國隊那麼充分，打韓國隊我們雖然有把握，但到了關鍵時刻反而怕輸，精力沒有集中在球上，是思想問題導致了技術的發揮。相反，韓國隊有輸的準備，乾脆放開打，反而打得輕鬆。從比賽中，我們看出運動員心理的微妙變化，實力並不是絕對的，如果兩強對陣，就看臨場的處理和發揮，誰發揮得好就能取勝，以弱勝強的例子是很多的。”
新聞發布會開到10點多，我又召集教練班子先碰頭，統一思想，我的話很踏實、很堅決：球可以輸，人不能輸，進不了前四，第五也要爭，不到最後一場球，不到最後一局球，不到最後一分球，我們決不能放棄！連夜我們再召開全隊會議。會議的氣氛始終很沉重、很壓抑，形勢一下子變得如此嚴峻，哪個隊員的心裡不追悔莫及？
吳咏梅很自責，一邊講一邊哭，她是隊裡比較強的一個副攻手，她說對方把她看得很嚴，她沒有發揮好，更主要的是，對困難準備不夠。孫王月也一直在抹淚，認為自己沒帶領好大家，只有幾個新隊員說，問題在於二傳分配球不合理，聽到這樣的話，打二傳的何琦也哭了。
我先讓隊員們講，最後，我做總結，我說得比較嚴厲，我對她們說：“現在，我不要求你們考慮名次，特別在困難的時候，要做到有難同當，團結一致。”我們已經站在懸崖邊，只有擰成一股繩，才能防止“身落萬丈”的悲劇重演。1994年世界錦標賽是前車之鑒，那時候也是一場交叉球，也是輸給韓國隊，隊員沒有了鬥志，結果一瀉千里。
痛苦的鹿兒島之夜
隊員們都休息了，我仍靠在陽台的欄杆上呆呆地看著已經什麼也看不見的海，還有“活火山”，心裡像著了火，仿佛這鹿兒島上的“活火山”，真的爆發了！給隊員們說了那麼多話，把心裡最重的話都說了，而這些話好像就是我的心、我的血。
話說完了，我覺得自己也掏空了，留給自己的只是心在痛，扭傷的膝關節還在痛。吃了兩顆救心丸，還有止痛片。我膝關節的傷是最重的，為我做手術的醫生，打開我的膝關節都嚇一跳，醫生說，我膝關節的磨損程度，已經像個六七十歲的老人，儘管我的肌肉很年輕。
膝關節已經動了三次手術，平時走路都得特別當心，用力稍稍不當，立刻腫起來，一瘸一拐的，像個半殘廢，心裡很痛苦。浪浪不懂事的時候，看我走路的樣子，會笑話我，那時候，她一見我高興，就會像頭小鹿似地朝我撲過來，我就緊張，怕膝蓋吃不住力，也不敢抱她，現在，浪浪大了，有朋友來約我們跳舞、滑雪，她馬上會說：“我媽媽不能去，我媽媽腿疼。”
我才40歲，到了60歲怎麼辦？這幾年常常生病，確實幹得很辛苦，最主要的是晚上睡不好。回來執教，全國人民的重托都壓在身上，隊伍的情況又不理想，工作特別費心，心累。白天訓練，一到球場，我教練的腦子就開始轉動，還得眼觀六路、耳聽八方，有個別隊員，你一不看她，她就少使點勁，你得看著她，還得點她，她練累了，你還得想辦法調動她。尤其是封閉訓練時，一到晚上，我要帶隊員看錄像，隊員分組看，星期一是二傳，星期二是主攻，星期三是副攻，但是，我得天天陪著看，每個組都要幫她們分析。
我腦子裡全是球啊，有些隊員的技術問題過不了關，我半夜裡會坐起來想問題：孫王月的攔網問題怎麼治？根據李艶的動作結構，她的扣球用什麼辦法使她有所改變？一天到晚就是這些解決不完的問題，就是躺著也很少睡著，睡眠質量差，每天都處在朦朦朧朧的狀態中。
儘管，袁指導對我說，他當教練時也累，但一關燈必須睡覺，命令自己不再想問題，抓緊休息。他能做到，我怎麼命令都不行，做夢還在想，夢裡都是球。我對袁指導說：“你的承受力還是比我強，看來，我做不了教練，我心事太重，哪個隊員技術長進不大，或者，哪個隊員情緒不好，我都會苦惱，特別苦惱。”
長期積勞，體質便明顯下降，經常發高燒，血壓低，脖子一動就頭暈惡心。一個人躺在宿舍裡，我感到難受、無助。我的宿舍不朝陽面，開著窗也黑乎乎的，房間年久失修，屋角的墻皮斑斑駁駁地往下掉，平時忙，不注意這些，一生病，情緒低落，我想得很多：回來的生活條件這樣差，生了病，也沒有相愛的人來坐一坐、陪一陪，或者，有女兒在身邊叫我一聲媽媽。我什麼也沒有。
再往遠裡想想，身體垮了，以後回美國，沒有能力撫養女兒，女兒只能跟著她爸，我真的什麼都沒有了，落到這一步，我該怎麼辦？看看周圍的人，譬如我姐姐朗洪，人家也不幹什麼大事業，平平穩穩地過日子，該過節過節，該下班就下班，下班到家，有丈夫、有女兒，老少一起生活，心寬體胖，多好。
可我呢，丈夫沒有了，女兒也不在身邊，我和周圍的人形成了那樣大的反差，這使我心裡的渴望格外強烈，渴望健康，渴望家庭，渴望愛情，那是最美滿不過的了，哪怕做個家庭婦女，有健康，有家庭，就是幸福。可是，我這個郎平有什麼？
雖然有不少人羨慕我：郎平，你一個女人，要去世界上拿冠軍、拿亞軍，多麼偉大。我偉大在哪裡？我就是肯付出罷了，把自己統統貢獻出來，如果1995年不回來，說不定我又成家了，和別人一樣地過日子，儘管普普通通，但生活實實在在。當然，身體好了，這些在生病時比較灰調的想法便煙消雲散。
儘管身體常常出問題，但這個事業沒幹完，我不會倒下，我挺堅強，病一好，又忙碌起來，隊裡的工作又斤斤計較，一點都不肯馬虎。“特別倔強、特別認真，郎平從小就這樣。”郎洪評價郎平，自有姐姐的角度，“我就挺能認錯的，郎平不這樣，她要是認為自己沒錯，死活不承認。她做事又特別認真，不管幹什麼，幹了就一定要幹好。
我們倆小時候往相册上粘相角，掙零花錢，一大盒才給一角六，我們倆晚上偷偷地粘，不敢讓我媽知道。我幹活比較糙，郎平看我粘得不好，一個個都給挑了出來：你這不行！我說，一兩個沒粘好怕什麼，那麼多呢，誰還給你一個個檢查？她不幹，非讓我返工，她自己就粘得特別認真。”太認真，一絲不苟，郎平才“心累”。
談到郎平的“累”，性格穩實的郎洪，神情便憂鬱起來。“事情一多，你看她老心事重重的，跟她說話，她似聽非聽。只有打完比賽，她才高興，去商店買這個、買那個，俏皮話也多了。”郎平心累，還因為她對人對事太細致，無論打球、執教，無論做母親、做妻子、做女兒，擔當任何一個角色，她都不肯粗糙，不肯將就，總想盡力做得完美、完善。但是再完善、再完美，也難以保證打球不輸、感情不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