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社會科學家們點破了這個神話，並對這些科技公司在突尼斯、埃及和其他阿拉伯國家的政治動蕩中所發揮的作用進行了批判。
2011年，當時擔任開羅美國大學校長的麗莎·安德森（Lisa Anderson）就指出，“埃及臉書上政治宣傳者只是早期阿拉伯民族主義的網上現代化身罷了”，並且有關“阿拉伯之春”的“重要故事”並非是使用社交媒體技術，而是革命性願望如何在整個阿拉伯世界引起共鳴。亦有學者認為，社交媒體公司的政策實際上在某種程度上限制了集體行動。還有學者得出結論，互聯網或社交媒體的使用與民眾起義之間沒有明顯的相關性。
除了傳統的網絡懷疑論者和網絡狂熱者之間的爭論之外，阿拉伯革命初期的見証者所看到的是，社交媒體只是眾多社會和政治網絡的一種渠道，而抗議運動才是促成網絡革命的主要原因。
然而，科技巨頭公司卻狡猾地利用了社交媒體在“阿拉伯之春”中的神話，以擴大其用戶數量，提高參與度並迫使人們屈服於他們有缺陷的商業模式。他們還利用這個神話來反擊批評和對其施加管制的努力，並且無視阿拉伯民間組織為保護網上隱私和言論自由權而經常提出的要求。
臉書、推特、微軟和谷歌這樣的企業並無興趣建立強大的監管體系，以遏制假新聞和仇恨言論在中東北非的傳播。
在過去的幾年中，突尼斯、黎巴嫩、埃及的阿拉伯人權信息網絡以及國際民權組織積極倡導立即採取行動，以制止虛假信息和仇恨社會言論在中東和北非的媒體上傳播。
他們呼籲科技巨頭公司停止不公平的歧視行為，在審核領域加大投資，並在政策和程序上變得更加透明。
然而，儘管有大量的呼籲，並且有驚人的證據表明，數字民主威脅正變得越來越危險和廣泛，但是，科技巨頭公司仍在輕視其在破壞阿拉伯世界的民主運動和言論自由方面的關鍵作用，且無視執行緊急的長期改革的呼籲。
臉書和推特通常強調該領域的新穎性，以尋求規避責任和民眾訴求。但其實，這根本不是新事物。在傳統或新媒體上播放的語言暴力一直在大規模煽動政治暴力方面發揮作用。各種媒體平台散布的仇恨言論，使得對“他者”的非人道化和大規模暴力合法化，例如我們熟知的殖民主義、大屠殺、盧旺達種族滅絕等恐怖事件。
指望科技巨頭公司開始自我監管是徒勞的。正如數字經濟學者尼克·斯尼切克（Nick Srnicek）所言，平台資本主義的生存危機，以及對資本主義隱私和言論自由民主原則的完全無視是科技巨頭商業模式的整體特征。對他們而言，利潤比他們可能招致的任何道德或政治代價都重要。
社交媒體公司過於強大，抑或是過於脆弱，使得他們無法真正實現自我監管或受到監管。對此，唯一的道德及合乎邏輯的解決方案，恐怕是拆分掉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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