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信息披露不足影響風險評估。例如，根據歐洲中央銀行的報告，僅45%的受調查機構公布了氣候風險信息披露的方法、標準等，只有30%的機構公布了轉型風險對自身商業模式的潛在影響，僅24%的機構披露了物理風險的潛在影響；在風險管理方面，披露關鍵績效指標或關鍵風險指標的機構只占26%。
三是風險評估和壓力測試方法有待改進。全球風險管理專業人士協會（GARP）對全球20家銀行和7家非銀金融機構的調研顯示，只有50%的金融機構對氣候風險進行情景分析，且只有少數機構經常這樣做。摩根大通銀行指出，現有氣候風險壓力測試模型需要解決好以下問題：氣候變化何時產生負面影響；模型未討論金融機構是否擁有足夠的資本吸收損失，以應對氣候極端變化長時間的影響；壓力測試情景的一系列假設存在高度不確定性等。Pierfederici認為，氣候敏感度（大氣中二氧化碳濃度增加一倍導致平均地表溫度的變化）具有高度不確定性。Adrian等提出，壓力測試的關鍵是要捕捉“第二輪”效應，即資產價格下跌導致廉價拋售，進一步壓低資產價格而形成惡性循環的機制。
從中國的情況看，中國是全球綠色金融的重要倡導者和引領者，在應對氣候變化相關金融風險方面有一定基礎。例如，自2019年第一季度起，就在全國範圍內開展了金融機構綠色信貸業績評價，並將其先後作為人民銀行宏觀審慎評估（MPA）和金融機構評級的重要依據之一，這是中國宏觀審慎管理的重要嘗試。目前共有15家國內機構參與中英綠色金融工作組組織的金融機構氣候和環境信息披露試點。但中國在氣候變化相關金融風險的評估和應對上也面臨較大挑戰。
一是近期一些地區煤電等高碳項目還在立項，為氣候變化相關風險的評估和應對帶來更大的不確定性。國內低碳能源政策研究項目數據顯示，2020年前5個月，中國新推進煤電項目48吉瓦，相當於2019年全年投產煤電項目裝機容量的1.6倍、新批煤電項目裝機容量的2.8倍。
二是目前各方重點關注中小銀行、房地產、地方政府融資等方面較突出的風險，對短期不一定暴露，但中長期會產生巨大破壞力的氣候變化相關金融風險的認知遠遠不夠，深度研究非常缺乏。
三是氣候變化相關風險防範的基礎性工作有待加強，包括綠色金融標準的統一、氣候變化相關風險的信息獲取和披露、部門協調和信息共享、對金融機構開展氣候風險評估和應對的激勵約束機制等。
政策建議
文章提出，一是制定有較強約束力的碳減排規劃。根據“30•60目標”和到2030年中國單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5%以上等目標，細化各行業、各地區的減排路徑和能源轉型目標，為準確評估、預測氣候變化相關金融風險奠定堅實基礎。
二是強化氣候風險應對的頂層設計和宏觀審慎管理。建議強化宏觀審慎管理職能部門的協調機制，重點就氣候變化相關風險等問題加強部門協調和綠色金融政策的頂層設計。加強專業隊伍建設，將氣候變化相關因素和綠色金融活動納入宏觀審慎政策框架，抓緊構建“國內統一、國際接軌”的綠色金融標準體系，以及氣候變化相關風險評估的方法論和工具，及早開展氣候變化對金融體系影響的情景分析與壓力測試。
三是強化金融機構氣候變化相關信息披露和風險評估的體制機制。中央銀行和金融監管部門應要求金融機構合理測算高碳資產風險敞口，將環境風險納入其風險管理框架，定期開展環境風險評估和壓力測試；金融機構應及時披露資產組合的碳排放量和強度等。作為激勵和約束，應提高綠色金融業績評價在中央銀行金融機構評級中的權重，在貨幣信貸政策實施、存款保險費率繳納等方面，統籌考慮金融機構氣候變化相關風險及其應對狀況，促使金融機構合理調整資產結構和風險撥備。相關措施可先在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實施，再逐步擴展到其他金融機構。
四是加強氣候變化相關金融風險評估和應對的國際交流與合作。更準確理解和應對相關風險及其外溢效應。中國應積極參與氣候風險的國際治理，促使國際應對氣候變化政策和相關風險的緩釋更加平穩推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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