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文章提出，推動區域協調發展，解決區域發展不平衡問題，從而加快整體實現現代化步伐，這是一個富有制度績效的戰略決策。區域協調發展將以更有效的“擴散效應”的釋放，帶動更廣闊的區域空間的同步發展；將以更大的跨區域市場的形成，促進要素低成本高效益的自由流通；將以區域協同發展的“鄰里效應”防止“極化效應”的形成與加劇。粵港澳大灣區在區域協調發展中也將是一個從體量到能量到質量均處於高位的“能量釋放源”。
區域協調發展要解決的首要問題，是行政區劃與區域一體化的矛盾，這對粵港澳大灣區尤為重要。粵港澳大灣區包括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和廣東省廣州市、深圳市、珠海市、佛山市、惠州市、東莞市、中山市、江門市、肇慶市，即“9+2”行政區劃構成。相對於環杭州灣大灣區、渤海灣大灣區而言，粵港澳大灣區是唯一囊括兩種體制三種關稅的區域。所以粵港澳大灣區成功解決區域協調發展問題不僅對自身發展具有價值，而且對其他灣區乃至區域間協調發展都將具有借鑒意義。
基於“區域利益共同體”的發展理念，粵港澳三地應該在已經確立的合作平台的基礎上，進一步發揮粵港澳聯席會議制度和各類專責小組的功能，構建粵港澳三地政府層面的協調機制和對話機制，妥善安排粵港澳大灣區內諸如基礎設施建設、科技裝備設施布局、重點產業創新合作等方面的協同問題。只有確立、提供了粵港澳大灣區跨境協商機制這一公共物品的供給，灣區內對外貿易、金融服務、公共服務等方面的具體合作才能切實做到統一規劃與各城市的自主行動有機結合。另外，粵港澳三地應該協商成立灣區公共服務平台，統籌安排灣區內勞動力流動、居住就業、創新創業等民生問題，實現灣區公共服務的區域同城化。
人與物的流動是保持粵港澳大灣區活力的關鍵，粵港澳區域協調公共平台的重點工作之一，就是磋商包括要素在內的與流動相關的各項標準。在與居民就業及生活服務密切相關的行業，設立共同的服務標準或統一管理模式來提高行政效率。例如，在醫生、護士、會計師等專業人員資格認證方面，可通過設立共同的認證機構的制度安排，來有效處理跨境認證事務。通過設立共同機構的形式來解決上述問題的辦法，還可以適用於諸如產品認證和服務業標準確定等更加廣泛的事務中。
作為區域公共物品的共同遵循的公共制度的形成，將會大大促進粵港澳全要素市場化的自由流動，這不僅從制度上促進粵港澳大灣區區域內的合作深化，而且更會使粵港澳大灣區具有跨區域協調的制度輻射力。“9+2”是粵港澳大灣區不同於國內其他大灣區的獨特製度結構，這一獨特製度結構既是實現區域一體化亟待解決的問題或制度約束，又是其發揮更大優勢的獨特禀賦。因為粵港澳大灣區的成功實踐，提供的將不僅僅是優質的生產要素，更是可借鑒的制度性資本。
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就提出了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發展、共建“一帶一路”、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等新的區域發展戰略。當前我國區域發展形勢整體上是好的，但同時出現了一些值得我們特別關注的現象。第一，區域經濟發展分化趨勢明顯。長三角、珠三角等地區已初步走上高質量發展軌道，然而某些省份增長卻逐漸放緩。第二，發展動力的極化現象日益突出。經濟資源和人口向大城市及城市群集聚的趨勢日漸明顯。如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超大城市“虹吸效應”不斷增強，杭州、南京、武漢、鄭州、成都、西安等大城市發展勢頭也呈上升趨勢，並在中國版圖上形成推動高質量發展的區域增長極。第三，部分區域發展面臨較大困難。一些城市特別是資源枯竭型城市和傳統工礦區城市發展活力嚴重不足。
隨著改革開放40多年國民經濟的整體發展與提升，新的區域發展不平衡伴隨著經濟總量的增長而同期出現並形成。如經濟發展的空間結構正在發生深刻變化，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正在成為承載發展要素的主要空間。新的區域發展不平衡的出現，將有可能成為制約中國經濟發展速度和發展的可持續性與公平性的最大障礙。因而“優化區域經濟布局，促進區域協調發展”正是改革開放40餘年後的今天，必須要解決的發展中的問題。
當然，促進區域協調發展應該按照客觀經濟規律來調整。比如在市場導向下發揮各地區比較優勢，促進各類要素合理流動和高效集聚，增強創新發展動力，加快構建高質量發展的動力傳導系統，在增強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等經濟發展優勢區域的經濟和人口承載能力的同時，以擴散效應增強其他地區的經濟增長點，從而形成符合各地區優勢互補的高質量發展的區域布局。
從客觀上講，區域發展不平衡是普遍的，即便在普遍高水準發展階段上，不平衡也是存在的。在整體發展中促進區域發展走向相對平衡的目的就是縮小區域發展差距，讓共享發展成為走向共同富裕的路徑，這就是區域協調發展的重要意義所在。
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在“優化區域經濟布局，促進區域協調發展”的國家戰略部署中，粵港澳大灣區應該憑借自身發展優勢成為優化區域經濟布局的地區，成為促進區域協調發展率先探索路徑與制度通道的“策源地”。
灣區經濟對中國而言絕不是簡單的區域經濟學的概念，而是一個足以帶動中國社會改革開放邁向深入的增長極。它與特區、自貿區一樣，都擔負著不同發展時期所賦予的不同內涵的改革目標與使命。甚至可以說，它是一個更大區域的經濟特區。40多年前，中國改革開放是從計劃經濟最薄弱的地方開始的，今天全面深化改革是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最發達的地區開始的。“十四五”規劃中對粵港澳大灣區三重使命的賦予，更進一步證明，粵港澳大灣區將擔負起以其自身的探索與率先發展引領中國社會全面深化改革的使命，擔負起促進中國社會由政策開放走向制度開放的使命，擔負起由外向型經濟走向開放型經濟的制度創新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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