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14年到2021年的7年的時光裡，我一直在研究“一國兩制”，該主題占用了我近一半的學術精力。7年的時光倏忽而過，我自己也從青年人變成了一個接近中年的年紀。從30而立到40不惑，這一段時間我覺得其實是自己對“一國兩制”和香港問題認識、理解與系統表達越來越成熟的一個時期。我有上述的一些心得剛好在這裡和大家預作分享，這些都是我覺得作為我這兩本書導讀的一個必要的背景。因為任何一部學術作品一旦進入社會，雖然有獨立的生命，但是閱讀它還是要對作者本身的生活和知識的背景語境有所了解。這就像我們解釋法律規範一樣，條文雖然固定在那兒，每個人都可以去讀，但是對條文立法制定的過程不了解，也會對法律的要義失之交臂。
“一國兩制”，它首先是一個憲法課題，原因是什麼？它是要解決香港和平回歸的問題，它要解決香港和平回歸之後到底用一套什麼樣的制度去治理的問題。所以我們看到在1983年4月，中央內部通過了“一國兩制”十二方針的時候，每一條其實都具有憲法學和憲法制度的意義，後來是被英國接受寫進了《中英聯合聲明》的第三條。然後再經過5年多的立法，在1990年寫進了《香港基本法》。所以“一國兩制”首先是一個憲法課題，這就能理解為什麼研究香港問題和“一國兩制”問題的多數人是憲法學者。第二就是“一國兩制”也是個文化課題。我剛才講過了，“一國兩制”內部有非常強烈的被掩蓋但終於還是凸顯出來的文明衝突的張力。文明衝突這個課題在“一國兩制”的下半場會更加顯著，也更加激烈。“一國兩制”還是一個世界體系的課題，它是一個站起來的新中國，在地緣政治當中不斷突圍，以及更完整地維護自己主權秩序與發展利益的一個戰略性制度過程。香港恰恰是這些維度的一個最重要的實踐點。
“一國兩制”還是和平統一與國家現代化的有機結合。本來港澳問題是可以用簡單粗暴的方式解決的，直接進行軍事占領，理直氣壯地宣布收回被侵占的領土，這個在執行能力上是沒有問題的。1949年人民解放軍屯兵深圳河邊的時候，是有軍事實力的，英軍是絕對擋不住的。但是毛主席做出決策，“長期打算，充分利用”。他實際上是不僅僅從一個民族主義、愛國主義的角度，更是看到了國家現代化的最大利益。所以“一國兩制”是一個從共和國第一代領導人就在構思的一個大戰略，是包含著民族復興和走向世界的一個大戰略。今天，這個建國時段的現代化大戰略還要繼續執行下去，這才是“不忘初心”。
“一國兩制”內部有一個不變的國家理性，這個國家理性是理解和測試“一國兩制”怎麼調整以及走不走得下去的黃金法則。這個是我自己概括出來，規範性表述是國家對地方的高度自治的授權與地方對國家的持續有用性的理性結合。我在香港總會有一些場合遇到香港朋友問我，他說當有一天香港對國家沒什麼用了，或者說香港人老珠黃了，這個時候國家是否還會繼續維持“一國兩制”？我說當那天到來的時候，香港人會怎麼好意思向國家繼續開口要求“一國兩制”呢？所以這個是非常清楚的，國家對香港高度自治的授權是有一個理性對價的，這個對價就是香港對國家持續有用。這個是立法當中的功利主義，毋庸諱言。也正是因為這樣一種科學的國家理由才能夠說服內地人——比如說我是一個江蘇人——坦然、安然地接受香港享有非常高度自治的地位，而不去嫉妒和怨恨，因為這是有利於“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的理性制度安排。我們還能從這種特殊地位當中理解到國家的良苦用心，理解到對香港社會的一個特殊的安排，是對國家整體發展有利。如果不是這樣的話，中國之大，其他地方的人民為什麼要同意“一國兩制”的安排？所以“一國兩制”內部這樣一種不變的國家理性，其實港澳以及將來的台灣社會要深切理解。所以他們要動態地去求解：怎麼樣才能對國家的發展做出新的獨特的貢獻，怎麼樣利用已有的優勢為其他地方的發展帶來福音，帶來有利的條件，而不是造成政治負擔，造成拖累，那樣的話其實就背叛了”一國兩制”的國家理性。這一點必須要說清楚，不能稀裡糊塗。
香港很多反對派，還有外部勢力都認為，香港無論怎麼亂，中央都不敢去直接介入，他們完全無法理解中央怎麼敢下這麼大的決心去改造香港制度，因為他們自認為抓住了中央的兩個命門：第一，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這對於中國的現代化意義重大，所以中央投鼠忌器，不敢去直接的介入；第二，香港反對派背後有美國的支持，中國一定是怕美國的，只有美國制裁，中國肯定投降。可是他們其實忘記了，中國從1949年立國開始的立國精神裡就有一種為了自己的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不顧一切的決絕和果斷。我每每遇到這樣一些疑問討論的機會，都會向外媒記者及香港朋友推薦去看一部今年熱播的電視劇，叫《跨過鴨綠江》，據說在《覺醒年代“之後也登錄香港電視台了。因為如果看不懂它，你就不知道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倫理和政治意志何在，這一點也是中國共產黨戰勝國民黨的決定性力量。從修例風波開始，在修例風波進行到不可收拾之際，我們會發現修例風波證偽了我們關於“一國兩制”、高度自治裡面所有的樂觀主義的假設：我們假設香港法治是有權威的，可是香港司法在這一場風波裡面完全無所作為；我們假定香港特區政府的公務員是規範、高效、廉潔的，並且是有能力處理大多數問題的，可是公務員裡面相當一部分人還參加了這一場風波，扮演了反角。香港立法會就更別說了，立法會本身被砸個稀巴爛，中央駐港機構如中聯辦也遭到暴力攻擊，憲法與基本法的權威又在哪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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