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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期在汪道涵身邊工作的上海東亞所所長章念馳曾在《中國評論》月刊撰文說：汪會長認為應建立民間的智庫，充當第三個眼睛，因此有了我們東亞研究所；他認為應該在第三地創辦民間的出版物、民間的出版社、民間的網站……，吸引兩岸四地精英來交流思想，以“擺事實、講道理、明是非、求共識”來爭取人心，因此有了《中國評論》月刊，中國評論學術出版社、中評網，甚至有了中國評論通訊社。他總是想得這麼超前，敢為人先，敢於擔當，所以他一直代表先進，也一直顯得年輕。 |
1，關於刊名問題：汪道涵會長帶領我們進入了具體策劃創辦雜誌的環節，他認為我們原先為雜誌起的名字《中國統一論壇》月刊不理想，應該改為《中國評論》月刊。我問這個刊名會不會顯得太大了，汪道涵會長回答說：“這個刊名氣魄大，這樣一來，雜誌評論的範圍更大，香港問題、台灣問題、大陸問題都可以放進去，讀者的面也更廣了，更加有包容性了。”在後來的實踐中，我們領悟到，月刊名字的改動，一下子就拓寬了受眾的廣度，增加了內容的深度，更是構建了兩岸理性思維對接的高度。
2，關於在哪裡辦刊以及個人志向的問題：《中國評論》月刊應該放在哪個地方辦？汪道涵會長進行了認真分析，對在大陸、在澳門或在台灣辦的利弊都有思考，最後他指出：《中國評論》月刊應該放在香港辦，香港有辦好這類思想型雜誌的條件。香港回歸後實踐“一國兩制”，需要觀察，需要總結經驗。港台關係密切，“一國兩制”對兩岸和平統一有重大參考價值。《中國評論》月刊應該要立足香港，在港言港，要支持“一國兩制”的偉大實踐。我和周建閩遵命而行，1997年底赴香港辦刊，1998年1月，《中國評論》月刊在香港問世。
汪道涵會長還用孫中山先生1923年在嶺南大學的演講名言來激勵我們：“勸諸君立志，是要做大事，不可要做大官”。他說：“歷史上大官有千千萬萬個，《中國評論》月刊辦好了就只有這一個。”汪道涵會長的執著，堅定了我們扎根香港辦好雜誌的信心。
3，關於經費來源問題：為了保證《中國評論》月刊能夠保持獨立性，可以在兩岸及港澳發揮客觀包容的作用，汪道涵會長指示：在香港要用“四不沾靠”的原則來辦刊，無論是月刊的採用文章標準還是資金來源：一不沾靠政府、二不沾靠政黨、三不沾靠財團、四不沾靠社團。輿論上一切要靠自己的判斷決策，經濟上一切要靠自己從市場獲得。因為有這“四不沾靠”的約束，《中國評論》月刊在很短時間內就在兩岸構建了相當的公信力與影響力。
起初，我與香港一家財團商談了合作事項，並草簽了合作協議，這個財團規模實力在香港是名列前茅的，但是汪道涵會長表示不看好，後來我們就停止了合作關係。當然，汪道涵會長非常清楚香港流行的一句話：“要你跳樓，就讓你辦雜誌”，沒有錢是萬萬不可能的，令我至今回憶起來仍然感動不已的是，汪道涵會長親自幫忙給雜誌介紹廣告，他也同意要獲得來自市場的合理資金，他還說：“希望你們當中有人能成為香港新的‘資本家’，用自己賺來的錢辦好月刊”。在汪道涵會長鼓勵下，我們自力更生解決了雜誌的發展經費。2004年，徐鷹專業團隊加入，與我們合作構建了中評社、中評網，實現了通過網絡溝通兩岸的構想，對此，汪道涵會長是非常欣慰的，在生命的倒數時刻，他向我們這個新團隊轉達了問候，對中評社、中評網表示支持，希望我們繼續努力，為兩岸和平統一作出更大的貢獻。
4，關於編輯方針問題：汪道涵會長教導我們，一定要堅持理性的立場，多刊載說理的文章。汪道涵會長具體提出了辦刊的十二字方針：“擺事實、講道理、明是非、求共識。”他提出，一定要把雜誌辦成一本兩岸、港澳以及海內外華人和國際精英都要看的刊物，應該出思想、有理論，切勿熱衷搞過於瑣碎的信息，要讓讀者有思考的空間，而非去面對奇聞怪論。雜誌首先要有相容性，其次要堅持客觀性，第三就是要說理。
我們理解，汪道涵會長是要求我們把《中國評論》月刊辦成一個思想交匯的平台，要讓不同的意見在這裡交集，最後形成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共識，是討論問題，是凝聚共識，不要把自己局限在所謂的輿論鬥爭框架中。所以，月刊不能辦成純學術雜誌或者一般的新聞時評雜誌，更不能辦成通俗雜誌，不能變成一個只會喊口號的宣傳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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