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構主義使我們瞭解到國家形象並非全由物質力量或實力所決定，它具有社會建構的特徵，並且，從本源上而言，國家形象可通過行為體不斷互動建構出來，並得到一些模式化的社會實踐而不斷維持和加強。〔13〕其次，依據語言建構主義而言，論述可以建構社會事實，可透過語言與符號再現某些非物質性事物的功能事實，譬如“貨幣”，我們不單能從其物理屬性建構對它的認知，我們還可以用語言和符號將其意義再現出來。國家形象亦是如此，它是非物理性的東西與概念，需透過語言與符號再現產生。國家形象需透過傳播媒介再現與反映，才可能形成一國或國際社會對於另一國總體的評價和看法。誠如文化研究學者斯圖爾特·霍爾（Stuart Hall）所言，再現是一種過程，通過它，一種文化中的大眾成員以語言（廣義的定義為任何調配符號的系統，任何意指系統）而生產其意義。〔14〕
二、兩岸互動模式與“敵人”形象
國家形象作為國際關係中的一種社會事實，同樣具有社會建構的屬性。從上述說明可知，因語言符號在社會建構中具有核心的地位和作用，並與一定的價值與意義體系聯結一起，並由媒體再現了特定的意識形態和價值觀，以此塑造有關他者對某國國家形象的評價與看法。
可以說建構主義理論為我們分析兩岸關係以及大陸形象提供了一種方法，儘管兩岸關係完全不能等同於國際關係，〔15〕但是溫特建構主義理論對我們解構兩岸關係頗具啟發。從兩岸官方互動的層面來理解，也就是說我們把中國大陸與台灣看作“行為主體”，兩岸之間的互動形成了一種結構（兩岸關係）。兩岸關係的變化，反過來會促使行為主體在互動過程中重新定義或建構自己的身份和利益（理念），並進而影響作為整體的“台灣人”對中國大陸的認知與評價。
兩岸互動對於“大陸形象”建構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從1949年兩岸分裂以來，兩岸建構的“共有理念”（無政府文化），祇有馬英九當政時期，兩岸雙方在堅持“九二共識”的基礎上通過擱置爭議，短暫建構了積極、善意、“互幫、互助”為特徵的康德文化的夥伴關係，兩岸也因此達成很多協議，收穫不少成果。除此之外，無論是兩蔣時期還是李扁蔡時期，兩岸關係結構就是典型的“霍布斯文化”類型，即雙方互不承認生存權的敵人，塑造的形象是“敵人”的形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