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國年輕一代的思想位移
也有人提出這樣的詰問：戰争片究竟應該歌頌戰争還是反對戰争？渲染集體英雄主義的目的究竟是爲了戰争還是爲了和平？此等用“反戰”來碰瓷《長津湖》的詰問，本質上與一些西方媒體在審視這部影片在中國票房爆棚現象之時抱持的立場异曲同工。在這些媒體看來，此爲愈加强健的中國民族主義情緒的一次宣泄與爆發，這種戰狼化、民粹化的狹隘民族主義會激化既有的中美對抗，不利於世界和平。康奈爾大學研究中國民族主義的政治學副教授白潔曦（Jessica Chen Weiss）2020年9月接受《紐約時報》訪問時曾點評：“從長遠來看，北京的超民族主義聲名可能會破壞中國共産黨對世界領導權的競逐；畢竟，這種姿態讓太多國家感到擔憂。”②雖然西方政治評論家總是如此措辭，中國政府如何如何挖掘利用中國的這種“充滿火藥味的民族主義”（pugilistic nationalism）③去反對西方，抑或稱威權主義政府會如何如何迎合并推助此等民族主義。然而，他們所看不到的是，唤醒和培育這種愛國/民族主義的其實主要不是中國政府，而更多的是内外因素的相互碰撞使然：外部以美國爲首的西方政客無底綫的遏制和逼迫與内部中國新一代年輕人因時勢變遷而發生的思想位移與抗争。
一方面，中國民衆特别是年輕人的民族主義情緒主要是被以美國爲代表的西方糟糕的、嚴重缺乏尊重的態度所激發出來的。根據美國布魯金斯學會約翰·桑頓中國中心主任李成最新發表的成果表明，④就中國年輕人對美國的態度，2018年之前對中國公衆的多次民調顯示，雖然愛恨交織或矛盾心態並不少見，但中國民衆對美國的看法普遍非常正面。同時根據他對過去10年回滬“海歸”們所做的調查也顯示，大多數人對美國都有好感：2009年的比例爲90%，2014年爲92%；而且與在其他國家和地區留學的人相比，從美國留學回來的人對美國的好感度最高。然而，中國年輕人的世界觀，包括他們對美國的態度，近年來已經發生了深刻的變化。根據李成的分析，中國年輕人近些年的這一波以反美爲基本表徵的民族主義情緒，也許是對華盛頓鷹派决策者下列敵對行爲的反應：（1）聲稱北京正將大量在美國高校就讀的中國學生“武器化”，而且，由於這些學生在中國的家人受到中共當局的恐嚇，他們中的許多人不得不去充當間諜，或竊取先進技術；（2）針對中國科學家和美國華裔科學家，美國司法部（首次）啓動針對特定國家和種族群體的計劃——“中國行動計劃”，並使用了“學術間諜”（academic espionage）這種有争議的字眼；（3）使用“Chinese virus”和“Kung Flu”等詞語，引發恐華和反亞裔的讎恨犯罪；（4）限制中共黨員及其家屬（約3億人）赴美；（4）侮辱中國的文化遺産。例如在2020年12月的一條推特中，共和黨參議員瑪莎·布萊克伯恩（Marsha Blackburn）稱“中國有5000年的欺詐和盗竊史，有些事是永遠也改變不了的”。美國對華政策當中一個延續百年的觀點是：重要的，是要影響中國的年輕人，因爲他們最終將影響國家的發展。這種觀點認爲，在維持世界和平方面，基於教育的戰略比槍砲和戰艦更加有效。卡特和鄧小平發起的令人矚目的美中教育交流活動，就體現了兩國的共同理想。然而，在李成看來，當下華盛頓的政策制定者明顯違反了此等行之有效的長遠政策，並進而失去美國影響中國未來的影響力。“從戰略上講，如果疏遠了中國的年輕人，美國還能指望對中國未來的演變有什麽影響力呢？”⑤
在美國的中國學生和學者無疑是理論上最爲“親美”的一個精英群體，然華盛頓鷹派的强硬政策和言論無疑對這個群體的思想與立場轉變發揮了釜底抽薪式的“助攻”效用。其實，在貿易戰初期，包括打擊中興通訊之時，尚有中國的精英階層真誠地認爲美國祗是依循規則行事，對中國的主張有其自身的邏輯道理，中國企業需引以爲戒努力提昇自身的“合規”制度建設。然待美國2018年悍然拘捕孟晚舟，以圖迫使華爲就範，在2019年香港問題上大做文章，在2020年疫情時又極力在全球社會黑化中國，對中國可謂不遺餘力的攻擊與逼迫——從南海問題、港台問題、留學生問題，到制裁中國赴美上市企業，到Tiktok和微信，再到污衊新疆種族滅絶並鼓動扺制北京冬奥會，美國業已將打擊面擴大到了更大範圍的整個中國社會。今天，在對華政策領域，美國似乎正經歷着“外交法西斯主義”的崛起，即把所有的問題都甩鍋給中國。在雙邊關係上，美國歸罪於中國；在和盟友的關係上，美國也歸罪於中國。即使是在内部政策上，例如基礎設施建設，美國也匪夷所思地歸罪於中國，拿中國説事。儘管“以中國爲敵”解决不了美國的内部問題，但法西斯主義的特點就是爲内部問題找到一個“替罪羊”，把内部矛盾外部化。不少美國政客可能真心地認爲自己是自由的化身，打擊的僅僅是中國政府，同時“身繫”中國民衆，能够獲得中國人民的支持與認可。然而，面對這一系列毫無底綫不斷加碼的政治壓制，越來越多的中國人開始意識到，這絶對不是在對抗中國政府，而是在對抗和打擊整個中國。“在美國非常的不公正待遇下，國人會紛紛與自己的政府聯繫在一起，並對美國的傲慢、敵意、無禮和進攻行爲感到反感甚至讎視。美國政府做法的唯一結果，就是使越來越多的中國人（包括親美派）站到本國政府的一邊，站到美國政府政治的對立面”。⑥
另一方面，中國青年的愛國主義熱情是真實的，它並不總是政府宣傳的肆意誇大與有意引導。中國的年輕人已經大大不同於在“崇洋媚外時代”長大彼時對於一紙美國簽证無限渴望的60後和70後。在鄧小平改革開放時期成長的中國年輕人眼裏，美國是“自由民主的燈塔”和“山巔之城”，1989年“六四事件”正是這種情緒的生動寫照。美國智庫卡特中心聯同意見調查機構RIWI，早前以網上問卷形式訪問了3391名中國内地網民，瞭解他們對中國國際形象的看法。結果顯示，46%受訪者認爲中國在國際間的形象“非常好”，32%受訪者認爲“好”，即總計78%認爲國際對中國持正面印象。比較不同年齡層，較多年輕受訪者認爲中國國際形象正面；當中16-24歲受訪者中，更有接近84%。相反，年長受訪者中認爲中國國際形象負面的比例較其他年齡組别高。⑦與以往一代代中國青年相比，今天的90後、00後有着鮮明的時代特徵：他們没有經歷過中國混亂與落後的過去，没有天生的自卑感或狹隘的報復心來面對世界；他們從小生活在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從出生就趕上了科技迅猛發展、信息海量流通的移動網絡時代，這樣的客觀環境塑造了這個世代已經不再可能對西方無底綫的“盲目崇拜”，更不會輕易淪爲所謂被洗腦的民族主義者，而是具有自身相當程度的判斷力和主體性：在傾向選擇更客觀、更有建設性地評價中國的政治體制與政治文明之同時，他們同樣真誠地期待仍舊强勢的西方在文明互動中能給予這個正在崛起的國家應有的尊重。“中國互聯網一代的年輕人，也就是我們90後、95後、00後爲主的群體，應該是中國近代史以來最自信的一代，他們是真正地完全平視西方的一代。”復旦大學教授張維爲曾這樣寫道。張維爲被西方媒體視爲比較親近中國政府的，但熟悉中國各社交平台的人就知道，這段觀察，非常契合今日中國互聯網的情况。在這種心態搆造下，上一代公知們的理想與勸吿，更顯得與新一代中國年輕人的生活經驗格格不入。無怪乎，2020年歲末内地知名公知、財新傳媒常務副主編高昱在社交媒體上貼出這樣一段事後引發諸多憤怒和調侃的哀嘆：“站在2020年的最後一天，我敢僭越的説一句，過去三十年所有啓蒙的努力，失敗了。越來越多我們想給予幫助免於恐懼的人，變成了痛恨我們的人，比那些欺壓他們的人更恨我們。”
實際上，進入二十一世紀第二個十年，伴隨中國國力的逐漸增强，許多新生代中國青年不僅開始對美國“白人至上”與“美國優先”的内外政策感到憤怒，而且對西方最根本的社會和政治理念愈發失去興趣。危機狀態下，國家的表現優劣與國家的治理能力密切相關，與西方國家“佛系”防疫、日增過萬宗確診相比，中國在處理疫情上的表現可圈可點，尤其是相較於作爲國際政治舞台領導者的美國在處理疫情時的混亂，這讓中國年輕人對中國的體制更有信心。⑧許多中國千禧一代和Z世代不明白，“爲何這些西方國家的政府在病毒大規模襲擊人們生命的時候，還把時間和公共資源大量投入到政治拉票上面，却無法也無意於説服他們的國民做出哪怕戴上口罩這樣微小的個人犧牲，更不用説接受嚴格但暫時的封鎖，即使這麽做會阻斷病毒傳染、帶來巨大的社會整體防疫利益？他們驚訝地發現，説起抗疫成功，西方媒體祗提新西蘭和澳大利亞，儘管這些地方的人口遠少於中國，抗疫難度根本不可同日而語。他們尤其不解，那些發達國家爲何會如此反智，甚至連美國總統也總是與科學家唱反調，還有這麽多支持者奉陪買單？”⑨美國《外交政策》雜誌敏鋭地捕捉到了中國當代年輕人的此等思想位移，其網站2021年3月在題爲《中國的年輕人正在對西方失去信心》的文章中指出，自從一個多世紀前清朝滅亡以來，中國的年輕人一再催促他們國家的領導人向西方學習經驗，但如今“許多年輕的中國公民不僅對美國的外交政策感到憤怒，他們還對西方最基本的社會和政治理念展現出越來越多的蔑視……西方國家在遏制新冠疫情方面的失敗證明，自由民主制不如中國一黨執政的賢能官僚制”。⑩此種信心亦促使了在面對西方國家的打壓與杯葛時，民衆向心力與愛國情懷的爆發，並集中投射爲一些年輕人不再被克制、謙虚和隱忍的傳統價值觀所束縛，而是更積極地去反擊和駁斥往往採行“雙標”立場的西方。2020年，以“戰狼畫手”自稱的“80後”畫家烏合麒麟，以其具有强大衝擊力和諷刺西方國家的時政畫一戰成名。他對“戰狼式”的立場毫不避諱，在一條公開的微博中，他這樣寫道：“既然有人稱我做戰狼畫手，我一定幫你們撕咬出一些空間，讓更多的愛國青年無懼光明正大地表達自己看法。”
四、結語
衆多中國自由主義者對於當下日漸抬昇的民族主義情緒普遍抱持批判態度，他們大多認爲，目前中國民族主義的主要特徵是排外、仇外、反霸，都是建立在一些假想敵身上，却不是着重對正面價值觀的自我建設，乃至經常自我定位爲處於普世價值的對立面（或根本否定有普世價值的存在），這樣祗會導致中國日後與國際社會出現正面衝突，而且與維護自由、平等、民主和人權等普世價值背道而馳。⑪有些學者更是將批判的矛頭指向他們所謂的“狹隘民族主義”的主要承載者——中國的千禧一代。這些人認爲，中國00後一代從小生活在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這樣的客觀環境塑造了這個世代“居高臨下看世界”的優越感。這使得他們對客觀世界的觀察和判斷，會以“願望思維”看待國際事務，認爲中國可以容易地實現其外交政策目標；多數的他們用中外兩分法認識世界，認爲“好的價值觀都是中國的，壞的都是外國的”，把“西方”視爲邪惡的代名詞，却不知道和平、道德、公平、正義是普世文明。⑫然誠如上文所分析的那樣，此種思維不僅略顯陳腐，更有以偏概全之嫌，與當下一些西媒對中國民族主義情緒的偏狹指摘近乎如出一轍：既没有認識到此等情緒的高漲導源於美國没有底綫的壓制與逼迫，没有意識到後冷戰以來全世界對美國的感受正日益從昨日世界的解放者變成了今日世界的霸凌者；更没有體悟到中國的千禧一代在身處國際政治大變局中自身的觀念覺悟與思想位移，面對一貫自詡代表“普世”價值的西方，他們早已一改多數父輩們的盲目“俯視”而自信地邁入了客觀“平視”的嶄新歷史時代。
雖然難以預料中美之間的博弈未來會持續多久，更難以評估中國政府會如何根據國家利益需要與國際環境變化來動員或調控這種民族主義，但有一點却是可以確定的：曾經滄海難爲水，中美關係實難再回到八九十年代那種蜜月狀態。而抱持上述可謂劃時代的觀念與思維，對西方逐漸祛魅和自信的中國新生代年輕人的不斷涌現，必將會對21世紀的中美關係甚至中國的未來産生深遠的影響。
注釋：
①劉炎迅：《前教育部發言人王旭明炮轟“假語文”語文改革》，載2014年6月5日《南方周末》，http://www.infzm.com/contents/101201，訪問日期：2021年12月28日。
②See Jessica Chen Weiss & Ali Wyne, "America, Don't Try to Out-China China"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2, 2020, https://www.nytimes.com/2020/09/02/opinion/us-china-nationalism.html.
③See Jessica Chen Weiss, "The Stories China Tells: the New Historical Memory Reshaping Chinese Nationalism", 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2021.
④See Cheng Li ,"How Washington's Hawkish China Policy Alienates Young Chinese", https://www.brookings.edu/opinions/how-washingtons-hawkish-china-policy-alienates-young-chinese/
⑤同上注
⑥任意（兔主席）：《美國對中國的傲慢與偏見》，載觀察者網（https://user.guancha.cn/main/content?id=348868），訪問日期：2022年1月28日。
⑦See Carter Center & RIWI,“The Pulse: Chinese Public Opinion”, https://uscnpm.org/the-pulse/.
⑧參見楊丹旭：《疫情強化年輕人對體制認同》，載2021年2月7日（新加坡）《聯合早報》。
⑨袁野：《中國年輕人：對自己有信心，對中國有信心》，載中國青年報客戶端（http://m.cyol.com/gb/articles/2021-07/05/content_XNvpNfp25.html），訪問日期：2022年1月31日。
⑩See Eyck Freymann & Brian Y.S. Wong, "Young People in China Are Losing Faith in the West",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1/03/22/racist-attack-asian-americans-china-lost-faith-west/.
⑪參見沈旭輝：《當代中國的民族主義》，載許知遠主編：《東方歷史評論》第4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
⑫馬子倩：《50後閻學通：幫助00後認識更複雜世界》，載2022年1月13日《中國青年報》第03版。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2年4月號，總第292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