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輿論風向標與引導者的新聞媒體，亦踴躍投入倡導國貨運動中。1937年，民國時期第一份官辦的廣播刊物——《廣播周報》，為了向讀者與聽眾宣傳國貨，專門開辟了無線電問答節目，圍繞國貨訪談展開討論。其目的是使民眾意識到購買國貨與使用國貨的重要性，規勸商人銷售國貨，借助商販個體的表率，達到示範效應。作為流通環節重要一環，商人對於國貨運動的開展至關重要，在某種程度上影響著人們消費行為的形成。因此，動員商人群體重點供給國貨，支持國貨運動，顯得尤為重要。此外，民國時期的報館、雜誌社與出版社等亦聚焦於國貨運動，編輯出版了《國貨年鑒》《國貨年刊》《國貨運動報》《國貨周報》《婦女國貨年紀念特刊》《浙江省國貨陳列館月刊》《國貨論壇》《國貨月刊（上海）》《國貨月刊（廣州）》《國貨導報》《國貨評論刊》《中華國貨維持會月刊》《國貨與實業》等刊物，登載各種有關國貨運動的文章、評論、條例與統計報告等。如，1930年《自治》報導了湖南民眾提倡國貨運動中，家人間談論國貨運動的對話：家長如何教育引導孩童拒絕食用洋糖。這則新聞既反映了普通百姓已經意識到使用國貨的重要性，又表明當時的報刊以登載個案的形式，積極發揮輿論導向作用，促進國貨運動深入民心。
20世紀二三十年代國貨運動浪潮席捲全國各地，成效初顯，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大眾讀物的宣傳與引領。這些報刊聚焦於國貨運動的重要性、規範國貨的條例與規則、振興國貨的各類機構與舉措等問題。如：改善獎勵國貨條例、規定國家保護工業種類、設立各種工業原料購買合作社、設立工業研究所等。這些條例與機構的制定和創立，對於國貨運動的開展十分有益。為了鼓勵更多的社會階層加入國貨運動，國民政府特把1933年定為“國貨年”，1934年定為“婦女國貨年”，以賦予年度特定含義的形式調動民眾的積極性。女性之所以被推為國貨運動的主角，主要源於城市女性是洋貨的主體消費群，進口化妝品與服飾是城市女性熱衷的商品，亦是進口商品的大宗，勸其放棄購買洋貨，鼓勵她們采買國貨，以達到振興國貨之目的。1934年被定為“婦女國貨年”後，上海社會中上層群體紛紛走上街頭演說，城市女性以身作則，騎馬遊行宣傳消費國貨的意義。此外，還通過舉辦國貨展覽會、創辦國貨刊物、學生救國會、國貨運動促進會等多種方式使普通百姓意識到消費國貨的重要性、國貨運動與國民經濟建設之間的關係，為國貨運動的深入推廣助力。
家國情懷下民眾消費行為的艱難轉變
近代中國，無論是商品質量與價格的吸引，抑或是市民追求社會地位與時尚潮流的需要，洋貨日益成為日常生活之必備品。20世紀30年代國內外嚴峻的局勢催生了國貨運動，以愛國旗號引領人們去改變沿襲已久的消費習慣與行為，其中的挑戰與難度可想而知，亦反映了動蕩時局下國人的愛國情懷。
在政府、媒體與知識分子群體的動員與宣傳下，廣大民眾逐步意識到購買國貨與使用國貨的重大意義，選購國貨的消費行為不僅是單個家庭日常用度的體現，更關係到中國民族工商業的興衰存亡，決定著國家經濟命脈的走向。在前期輿論宣傳、政府主動規劃、各類國貨機構的創辦與不同社會群體積極參與的基礎上，國貨運動如火如荼地展開，作為國貨運動主體的普通民眾，其消費習慣與消費行為的轉變尤為顯著。
婦女擔負著家庭購買的責任，關係著國貨的銷售與民族工商業的盛衰。尤其是城市時尚女性與青年女學生使用的服飾、化妝品一度多為洋貨，婦女成了消費洋貨的主體。1933年1月至10月間，化妝品金銀外溢達140萬元（《婦女國貨年的聯想》，《福湘旬刊》1934年第46期，第11頁）。1935年，僅上海一埠輸入的香水脂粉、真假首飾、花邊衣飾等進口量即達163萬餘元（《國貨年婦女消費品的大宗入口》，《行健月刊》1935年第6卷第1期，第171頁）。這表明女性消費品的進口額度較高，尤以上海最為突出。在此背景下，“婦女國貨年”受到各界重視。城市女性在政治、經濟、輿論等多重因素作用下，成了倡導國貨的主力軍。例如，上海婦女會為調動婦女選購國貨的積極性，竭力為婦女購買國貨提供便利，特創辦婦女國貨消費合作社，內分糧食、禮品、化妝品等部，一切價格，均較商店低廉，採購手續亦極便利。電影明星亦加入國貨運動，起到示範與帶動作用。被稱為“中國第一代電影皇后”的影星胡蝶，親自前往國貨商場購買國貨，消息被刊登在《玲瓏》《攝影畫報》上，意在借助其明星效應，引導更多民眾支持國貨，改變大眾的消費習慣與行為，特別是引領女性更多地選用國貨產品。
此外，知識分子群體更是國貨運動的支持者與踐行者。例如，1936年，鬱達夫在《關於使用國貨》一文中著力倡導消費國貨，他強調：除了外國的書報與必備文具不得不購買洋貨之外，其他飲食起居以及日用品皆選用國貨。民國時期，使用洋貨的主體是城市社會的中上層群體，這類人群消費行為的轉變對國貨運動的發展意義非同尋常。20世紀二三十年代，在高倡國貨運動的聲浪中，多數城市富裕家庭購買洋貨的消費行為與習慣，逐漸發生變化，其衣食住行的必備品至少部分由洋貨變為國貨。
綜上所述，20世紀30年代國貨運動不僅聚焦於經濟層面的民生話題，更關涉官方、社會、家庭與個人等多方利益關係，以改變國人消費習慣與行為的努力積極應對民族危機，一定程度上影響著民族經濟的興衰。在挽救民族危機的愛國主張下，人們在堅持與放棄的糾葛中，逐漸改變沿襲已久的部分消費習慣，更多地購買與使用國貨。雖然此次國貨運動最終成效有限，但希冀動員民眾支持民族工業、救亡圖存的努力，亦彰顯了時人的愛國情懷。
來源：光明日報 作者：譚玉秀（東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範立君（吉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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