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該模型已在浙江全省共享並推廣。截至目前，模型從浙江全省34萬份網拍數據中篩查出程序性監督線索3636條，制發糾正型檢察建議478件，促進法院個案糾正的同時，推動法院網拍公示規範化。
不過，在各地探索過程中，也面臨一些困難與問題。“比如數據壁壘就是必須破除的堵點，否則數字檢察就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最高檢有關負責人表示，解決這個問題既要喚醒檢察機關內部“沉睡”的大量數據，還要打通外部數據壁壘，並充分利用互聯網開放數據。
來到浙江檢察大數據中心，不僅能看到檢察官依托其檢察大數據法律監督應用，實現檢察監督領域的“一地突破，全省共享”，而且這裡展示的政法一體化辦案應用也頗引人注目。“一體化不僅帶來數據貫通，也帶來了理念共通和工作協同。”浙江省檢察院案管辦副主任曾吉介紹，眼前的這套政法一體化辦案應用，連接了公安、法院、司法行政等12套業務系統，貫通省、市、縣三級777家單位，實現330個業務流程上線，覆蓋全部刑事案件的全訴訟流程及全辦案單位。
2021年，檢察業務應用系統2.0已在全國檢察機關全面部署應用，其上已匯聚了海量案件案卡數據和文書。“目前，檢察機關實現了網絡縱向貫通、應用橫向聯通，但距離‘大融合’還有不小差距。”最高檢案管辦主任申國軍表示，當前還有許多檢察幹警囿於固有的辦案思維，不重視數據的挖掘與分析，主動監督的大數據思維還沒有深入人心。
對此，最高檢要求各級檢察院要把實施檢察大數據戰略作為“一把手工程”，靠前協調解決重點難點堵點問題。“按照最高檢要求，領導幹部要通過引導樹立‘一盤棋’意識，增強檢察人員的大數據思維，努力提升大數據法律監督的效能。”申國軍說。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