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9月2日電／據光明日報報導，人權外交在歷屆美國政府的對外政策中都扮演著特殊角色，是美國占據國際道義制高點和粗暴干涉他國內政的重要政治工具。長期以來，美國利用各種手段在全世界不遺餘力地推行“普世人權”，試圖用美國話語綁架國際社會，以達到讓人們認為人權本身可以脫離任何特定社會背景而存在，並交由美國來進行評判的目的。同時，美國高舉“人權”大旗，對其視為競爭對手的國家進行瘋狂的攻擊和抹黑，以維護其全球利益、服務其全球競爭。美國的人權外交具有明顯的文化霸權主義特徵，企圖通過人權話語實現文化意識形態的滲透，以達到不可告人的政治、軍事和經濟目的。
美國虛偽的人權外交在歷史上與其“上帝選民”的文化霸權主義相勾連。“人權”源於18世紀歐美早期資產階級革命提出的“天賦人權”理論。該理論首次將人權引入政治領域，提出了“自由、平等、博愛”的口號，之後便成為西方民族國家文化意識形態的重要組成部分。美國在建國之後就把人權概念納入其對外政策，但這並不是為了保護原住民的權利或尊重他國主權，而是為了達到攫取資源和擴張領土的目的，充斥著當時的美國政治精英對權力的渴望和對權勢的追求。在美墨戰爭和驅趕印第安人的西進運動中，美國嚴重踐踏人權，一系列暴力行動不僅沒有尊重過當地民眾的權利，反而進一步強化了美國的文化優越感和對文化霸權主義的痴迷——作為“上帝選民”，美國人既有責任也有能力傳播美國的價值觀念，鼓吹自己的思想文化、政治制度和商業模式有利於實現其所謂的民主和平等，阻止其他文化和文明對美國社會的“侵蝕”和影響。
美國全球大國的地位始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標誌性事件是威爾遜提出“十四點”原則，包含美國參戰的目的和對戰後世界秩序的規劃。一方面，美國利用第二代人權理論中“革命權”與“發展權”在意識形態上的正當性，推動所謂的“民主革命”，以此瓦解歐洲殖民帝國體系。另一方面，美國又基於第一代人權理論中“自由市場”的概念來區分政治上的“敵我”關係，即任何國家的市場只要對美國資本開放，接受美國推行的經濟規則，就可以被納入由美國主導的全球經濟體系之內。美國交替使用第一代和第二代人權理論，推動人權外交與經濟目的“沆瀣一氣”，不僅給對外擴張創造便利條件，也進一步強化其文化霸權主義，助力其標榜自己的價值觀念和政治制度具有超越他人的優越性。這種“優越論”，本質上就是“具有種族中心主義特徵的唯我主義”，為美國後來推行“普世價值”創造了文化意識形態基礎。如羅斯福在1940年發表的“爐邊講話”中呼籲美國成為“民主制度的偉大兵工廠”，暴露了將世界“美國化”的野心。之後，美國歷屆政要都將在全世界傳播和推銷“自由”“民主”“人權”等作為戰略武器，肆意干涉他國主權和內政。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冷戰”格局讓美國再次幻想能夠重現羅馬帝國的恢宏霸業。要達成這一目的，首先就要讓那些反感美國政府做事風格的國家和集團，樂於接受美國所謂的“自由平等”與“積極進取”的文化精神。於是，美國又一次高舉“人權”大旗，主張“人權高於主權”，在以軍事力量和經濟手段展開“人道主義干涉”的同時，以文化、觀念、心理、精神為手段進行“軟擴張”。這種“軟擴張”當然是美國文化“軟實力”的突出表現，但更是美國文化霸權主義的邏輯使然。儘管世界上很多國家都不同程度地以自己的文化觀念影響著國際關係，但鮮有國家像美國一樣如此熱衷於全球範圍內的文化擴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