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11月19日電／據大公報報道，最近十幾年來，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都對國外主權基金運作模式產生了極大的興趣。
一方面，由於中國政府自身特點，往往掌握著龐大的國有資產，需要尋找一個合適的模式來管理。而在西方現有的以私人產權為主的市場經濟中，國有資產的管理經驗又比較少，所以像挪威主權基金和新加坡淡馬錫基金這樣的鳳毛麟角，就成為難得的學習對象。
另一方面，中國的經濟增長需要產業政策扶持，各級政府很願意在產業扶持過程中通過產業基金的形式加以幹預，尤其是地方政府，這一段時間屢屢組建各種各樣的投資基金，介入高新技術產業發展。合肥就是一個經典案例，早幾年在京東方上的投資成功，以及隨後的合肥長鑫、蔚來汽車等項目，使其逐步贏得“最牛風投”的外號。
那麼，中國政府在尋求國有資產管理和產業基金建設的最優方式中，能否以國外主權基金作為參照呢？的確，無論是挪威還是新加坡，其主權基金的運作都相當成功。挪威主權基金現已突破1．2萬億美元的市值，近二十年來年均回報率穩定在6％左右。這對於中國政府要求的國有資產增值保值標准來講，非常有吸引力。
此外，無論是挪威還是新加坡基金管理模式都是市場化的。主權基金從市場招募人才，市場化管理，杜絕了國有企業中的官僚主義習氣，從而保障了運營的效率。這方面確實也值得中國學習。
但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主權基金往往來自於小國政府，需要立足於國際市場。在境外尋求高回報的投資項目，追求財務性質的投資回報率。比如挪威主權基金，發起的初衷是因為該國意外發現油田，政府出於把這筆“意外之財”留給子孫後代的考慮，建立了這個主權基金。這與產業基金的目標有著本質的不同。中國地方政府的產業基金，其主要目的是為了發展本地的高科技企業，除了實現財務上的高回報以外，還需要關注當地的就業和GDP增長。那麼在這兩個目標出現衝突的時候，應該如何權衡和取舍呢？這是國外的主權基金沒有遭遇過的問題。
推動發展 不能只計回報＜nextpage＞
產業基金的特點與國外的私募天使基金類似，因此也有人把合肥政府的投資行為歸類為金融天使基金。但是天使基金來自於私人，尤其是大財團或者頂級富豪，他們有能力承擔金融投資的失敗風險，特別是這類投資往往具有高失敗率。我們在股市投資教育中，尚且警告散戶“投資有風險，入市需謹慎”，那麼掌握著公共收入的地方政府，在投資風險比A股還要高的市場中，又如何扮演好天使投資人的角色呢？其理論基礎又在哪裡呢？
產業基金似乎更應該與政府的自身職能聯系起來，為私人金融投資者鋪平投資渠道，解決信息不暢、基礎設施建設和廠商協作等難題。而不是越來越像私人資本一樣，去角逐金融市場的高風險和高回報。那樣的話，道德風險問題就難以回避，一兩次的成功不具備普遍推廣的理由。
中國政府的國有資產管理與海外主權基金另一個重要區別在於，國有資產承擔了一定的公共屬性，而海外主權基金沒有這個負擔，只需要在國際市場按照傳統投資標准運行即可。國有資產需要保值增值，但又不僅僅為了保值增值而存在。如果完全為了在金融市場上獲益而存在，那麼其實就是取代了私人資本的地位，相當於裁判員下場當了運動員，不利於金融市場的公平競爭。前一段時間，不少人認為中國經濟出現了國進民退的現象，其根據就在於國有資本在經濟低迷時期逆勢擴張，在非壟斷性競爭產業與民營資本爭利。這樣的觀點當然不符合我們改革開放四十年來的總體趨勢，但也須注意，因為過度強調保值增值帶來的弊端，讓國有資產回歸應有的公共屬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