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12月9日電／據中國新聞周刊報道，82歲的現任衆議院議長、美國“三號人物”佩洛西， 83歲的衆議院民主黨領袖霍耶，將位置交給比他們年輕約三十歲的民主黨新秀。
當地時間11月30日，在衆議院民主黨黨團閉門會議上，美國民主黨領導層完成了本世紀以來的第一次世代交替。來自紐約的傑弗裡斯成為史上第一位非洲裔衆議院黨派領袖，來自加利福尼亞州的阿吉拉爾則成為民主黨歷史上第一位拉丁裔黨團主席。
在共和黨領導層因“特朗普化”而公開分裂時，被美國媒體形容為“最大規模權力交接”的民主黨新領導層換屆，雖然獲得“一致鼓掌通過”，但背後暗流湧動。
與佩洛西、霍耶共同領導衆議院民主黨的“三駕馬車”之一、82歲的克萊伯恩沒有退居普通議員，而是留任助理領袖，與傑弗裡斯、阿吉拉爾及新任黨鞭克拉克組成新“四駕馬車”。在更廣泛的權力交接中，現任美國總統、80歲的拜登和參議院民主黨領袖、72歲的舒默都決定留下“陪同新人”，拜登還有意在2024年再次參選總統。
12月1日，舒默連發四條社交媒體消息祝賀“紐約老鄉”傑弗裡斯當選衆議院民主黨領袖，并曬出兩人談笑的舊照。在《政客》雜志12月5日刊發的采訪文章中，談及比自己年輕20歲的傑弗裡斯，舒默坦言他們是兩代人，在音樂和美食上都有全然不同的品味，“除了都喜歡紐約的羅馬披薩店”。傑弗裡斯沒有在社交媒體上回應舒默。他對媒體表示，希望兩代領導層之間的過渡“盡可能順利”。
接班佩洛西的“聰明人”
傑弗裡斯接班佩洛西，在華盛頓早就不是秘密。2019年，佩洛西不顧來自黨內多個派系的質疑聲，將傑弗裡斯提拔為民主黨歷史上最年輕的黨團主席，即“三駕馬車”之外的四號人物。有民主黨衆議員對媒體透露，自那時起，為傑弗裡斯上台鋪路，就成為佩洛西的一項日常工作。＜nextpage＞
就資歷和聲望而言，傑弗裡斯在衆議院民主黨人中并非最突出。1970年，傑弗裡斯出生於紐約城內布魯克林區一個普通黑人市民家庭，青年時代就選擇了國會山政客最典型的道路：政治學和公共政策專業本碩畢業，之後考入美國頂尖法學院“Top14”之一的紐約大學法學院，拿到法律博士（JD）學位；畢業後做了一年法官助理，然後以律師身份參與政治熱點案件，直至成為當地的黑人進步律師協會主席，從而獲得競爭民主黨初選的入場券。
傑弗裡斯成為新領袖後，參議院民主黨領袖舒默回憶，他在20年前第一次見到初入政壇的傑弗裡斯，就認定“這是一個聰明人”。本次接班的三位新領導人中，黨鞭克拉克畢業於康奈爾大學法學院，略遜於紐大法學院；黨團主席阿吉拉爾則并非名校出身。
在紐大法學院讀書時，傑弗裡斯是成績最好的學生之一，由此獲得了參編《紐約大學法律評論》的在校生“最高榮譽”。但是，和從未在選舉中落敗的舒默不同，沒有政治資源的傑弗裡斯從政之路并不順利。2000年開始，他在紐約州議員的民主黨初選中屢戰屢敗，從不慎提及宗教等敏感話題，到被揭發用匿名郵件攻擊對手、虛假暗示黨內大佬為自己“背書”，踩遍選戰“雷區”，直到2007年首次成功當選，此後競選衆議員及黨內要職，再未嘗敗績。
有分析指出，傑弗裡斯的早期經歷決定了他後來的從政風格：不是意識形態化的，而是圓滑的。《政客》雜志將之形容為“在進步派和中間派之間游移不定”。但也正因此，他進入了佩洛西的視野。
傑弗裡斯首次選舉成功時，佩洛西剛剛確立衆議院民主黨人“三駕馬車”的領導架構。佩洛西2003年首次當選衆議院民主黨“一號人物”，她的競選對手，代表黨內更傳統、溫和力量的霍耶則成為“二號人物”。佩洛西希望擁有一位與自己偏自由派的立場更接近的助手。在支持不同的潛在競爭者挑戰霍耶後，她在2006年選定能代表南方民主黨人和非洲裔議員的布萊伯恩擔任“三號人物”，負責政策溝通。2011年，為避免霍耶和布萊伯恩競爭黨鞭頭銜，佩洛西又在黨內新設“助理領袖”一職。
就此，“三駕馬車”的格局完全形成。當民主黨為多數黨時，佩洛西擔任衆議院議長，霍耶任多數黨領袖，布萊伯恩任黨鞭；當民主黨為少數黨時，佩洛西退居少數黨領袖，霍耶任黨鞭，布萊伯恩以助理領袖名義行事。＜nextpage＞
但到此時，原本偏自由派的佩洛西、布萊伯恩，在黨內的政治光譜已後退到傳統、溫和。上世紀90年代中葉美國政治極化開始後崛起的新一代民主黨人，很快團結在黨內最左翼的團體“國會核心進步小組”（進步派）周圍，在彈劾小布什等事務上與主張兩黨合作的佩洛西針鋒相對。
在與進步派最初的較量中，佩洛西以強硬姿態壓制了幾次“謀反”。但到2018年中期選舉時，核心進步小組已成為民主黨內規模最大的議員聯盟，在參衆兩院擁有超過100名成員，但“三駕馬車”無一人位列其中。在國會山外，1998年時，只有28％的民主黨選民自我定性為“自由主義者”，但該比例到2019年時已上升到50％，他們成為進步派的基本選民。
同時，民主黨衆議員克雷格指出，由於黨內領導職位沒有任期限制，“三駕馬車”的長期存在使許多有潛力的新一代政客離開衆議院，謀求州長等更具晉升空間的職位。衆議院內，“人們變得焦躁不安”；衆議院外，四散的進步派領袖們的影響力進一步擴張。
在最後的國會任期內，佩洛西已不得不依靠來自共和黨的支持者通過基礎設施法案等跨黨派政策，因為“進步派已拒絕對她妥協”。反過來，佩洛西卻必須依賴這些意識形態色彩最強的議員完成彈劾特朗普等對抗共和黨人的任務。
在此背景下，2018年中期選舉結束後，佩洛西和自由派等黨團內主要力量達成了“交易”：她只連任黨派領袖至2022年，然後交出權力。第二年，傑弗裡斯在佩洛西的推薦下成為黨團主席。
對“三駕馬車”而言，這幾乎是唯一的選擇：傑弗裡斯是非洲裔，符合黨內對多元化的訴求。他有“布魯克林的奧巴馬”的綽號，兩人恰好是同一天生日。更重要的是，傑弗裡斯是核心進步小組的成員，但并未和黨內左翼建立牢固的同盟關系，而是表現出對“三駕馬車”的忠誠。2020年美國大選結束後，一批衆議員私下鼓動傑弗裡斯在黨團會議上挑戰佩洛西或霍耶的職位，核心進步小組做好了准備，但傑弗裡斯沒有行動。＜nextpage＞
第二位被很快確定的接班人是59歲的克拉克。她也是核心進步小組成員，立場比傑弗裡斯堅定。但在佩洛西領導民主黨的最後幾年，克拉克是黨團領導層中除佩洛西之外唯一的女性。議員們的共識是：佩洛西離職後，必須有一位女性留在最高領導層中。
43歲的拉丁裔議員阿吉拉爾則是在2020年後才逐漸被確定為新“三號人物”。他不是核心進步小組的成員，但在衆議院口碑頗佳，被視為“最有才華的溝通者”和“團隊合作者”。
和傑弗裡斯相似，阿吉拉爾的政治生涯坎坷。他對媒體說，2012年衆議員黨內初選中他和同僚競爭，最終全部落敗，讓他學會了建立共識；雖然身處加州，但阿吉拉爾長期在共和黨選民為主的“紅區”擔任議員和市長，建立跨黨派合作是他的日常工作。因此，作為領導層中最年輕成員的阿吉拉爾，行事風格卻最為老派。
“傳統上，民主黨人和共和黨人可能會有一些政策分歧，但這很正常，”阿吉拉爾在黨團會議前夕對記者說，“我想回到的是那個‘禮讓’的年代。”
資深政治分析師佐格比對《中國新聞周刊》總結道，如果說傑弗裡斯靠立場成為“沒有選擇的接班人”，克拉克靠身份成為“當然的接班人”，比他們還要年輕一代的阿吉拉爾，則是最符合“三駕馬車”心意的接班人。
“一團和氣”背後的暗流
11月30日上午，距離民主黨黨團閉門會議不到24小時，民主黨衆議員們收到了同僚西西林發來的一封信。西西林宣布，他要競爭衆議院民主黨助理領袖職位。消息傳出，華盛頓震動。一位“資深民主黨人”說，人們本以為“競選在大家知道之前就已經結束了”。＜nextpage＞
按佩洛西的計劃，11月30日的選舉，存在競爭的只有黨團副主席等黨內“五號人物”之後的職位。傑弗裡斯、克拉克和阿吉拉爾并非沒有潛在的挑戰者，但佩洛西和霍耶除了在同一天宣布退居二綫，還通過承諾幫助競選參議員等方式，說服比傑弗裡斯更資深的衆議員希夫等人退出競爭。
另一方面，新“三駕馬車”在過去兩年裡形成了密切的合作關系。他們的工作人員對外透露，自2020年開始，傑弗裡斯、克拉克和阿吉拉爾常在華盛頓一起吃晚飯，并在新冠疫情期間舉行定期的視頻會晤和三方助理會議。在此基礎上，他們每月為資淺同僚舉辦晚宴，克拉克還“創新性地”開始在黨內發布記錄和表揚每位議員成績的每周通訊。美國媒體稱，絕大多數議員都已經認可了他們將接班的現實。
然而，2022年11月，克萊伯恩打破了平靜，表示自己將留在領導層，僅從“三號人物”退為“四號人物”，以“盡力輔佐新領導集體”。他本人給出的理由是，南方各州民主黨人需要在領導層有一位代表。傑弗裡斯、克拉克和阿吉拉爾都來自東西海岸發達都會，這種安排會讓美國中部和南方各州的民主黨選民感到被忽視。而克萊伯恩自1993年以來，15次以絕對優勢連任南卡羅萊納州第六選區衆議員，維護著這個“紅州”唯一“永恒藍”的民主黨票倉。
民主黨外的分析人士則認為，考慮到拜登不准備淡出民主黨領導層，可能參加2024年總統選舉，“造王者”克萊伯恩有意“再送一程”。2020年總統選舉的民主黨初選中，拜登最初落後於進步派候選人伯恩斯，是布萊伯恩挺身而出，才讓拜登在南卡羅萊納州贏下第一場初選。而當時，和進步派關系曖昧的傑弗裡斯沒有在第一時間支持拜登。
在對克萊伯恩發起挑戰的西西林看來，克萊伯恩“賴著不走”，還有第三重原因。西西林不是一名普通衆議員。61歲的他連任十一年，是第一位在民主黨內擔任高級職務的性少數群體成員，也是衆議院兩次彈劾特朗普的負責人之一。在11月30日早上，更引發人們關注的是他的另一重身份：國會核心進步小組副主席。
克萊伯恩拒絕退居二綫，不僅是將“三駕馬車”變為“四駕馬車”，而是意味著整個衆議院民主黨領導架構的改變。克萊伯恩決定保有助理領袖頭銜，新“三號人物”阿吉拉爾只能以黨團主席身份履職。這意味著原本應當接班黨團主席的核心進步小組重要成員內古斯無法晉升。為此，本次黨團會議特別為內古斯定制了“五號職位”，即民主黨政策和溝通委員會主席。＜nextpage＞
對內古斯、西西林等進步派“未來領袖”來說，如果克萊伯恩“裸退”，進步派將占據“三駕馬車”中的兩席，外加“四號人物”；但現在，進步派僅占據“四駕馬車”中的半數席位及“五號人物”。考慮到“四駕馬車”中的兩位進步派還包括搖擺不定的傑弗裡斯，進步派事實上是在這場涉及未來數十年領導權的競爭中落敗了。
在宣布挑戰克萊伯恩的信中，西西林特別提到了這種領導結構對進步派議員的傷害。衆議院民主黨領導層中的另外兩位性少數群體成員馬洛尼和瓊斯都在2022年中期選舉中敗北，西西林認為這緣於沒有得到非進步派領導層的支持。他進而指出，為了捍衛進步派及其背後的選民群體的利益，自己應當成為這些人在民主黨最高層的代表。
不過，內古斯、西西林這樣的激進議員，是否適合出任負責政策溝通、信息傳遞的黨內高層，受到外界質疑。分析機構“第三條道路”指出，意識形態化導致的“信息傳遞失誤”已經被列為2022年中期選舉中民主黨最需要檢討的問題。當基層選民關心物價上升、生存困難時，民主黨投放的廣告過於聚焦特朗普和墮胎權。而西西林、內古斯被多家評估機構定性為國會中“最具黨派性”的議員。
佐格比指出，當前，民主黨和共和黨“都在走向極化”；與此同時，耶魯大學2020年的調查顯示，美國人重視政黨忠誠勝過民主原則，只有3．5％的黨派投票者願意為其他理由放棄政黨忠誠。這意味著雙方的基本盤都很穩固，誰能減少極化、獲得中間選民，誰就能長期贏下去。此外，在共和黨內鬥激烈的背景下，民主黨權力交接如果對外顯示出團結一致，對於尚在進行的佐治亞州決選等選戰來說，也是利好。
11月30日下午，眼見無法得到多數同僚的支持，西西林撤回了對布萊伯恩的挑戰，民主黨黨團會議最終“一團和氣”地召開了。
“進步派”的進與退＜nextpage＞
成為衆議院民主黨新領袖的第二天，傑弗裡斯接受了美國媒體采訪。他強調兩件事：首先，“為了國家利益，對與麥卡錫接觸持開放態度”；其次，新領導層目標明確，就是“重回多數”，這一目標“將使我們（黨團）更加團結”。
在尚未全部完成決選的下一屆衆議院中，共和黨領袖麥卡錫最終可能僅獲得約5個席位的多數黨優勢。2015年，極化尚未嚴重時，共和黨領袖瑞安在競選議長時收獲了9張來自本黨的反對票。而當下，擁有31名議員的“特朗普黨團”已經在共和黨閉門會議的選舉中投票反對麥卡錫連任共和黨領袖。
因此，在2023年1月3日的衆議院議長選舉中，僅依靠本黨支持者，麥卡錫可能無法當選。一些建制派共和黨議員也呼籲麥卡錫和傑弗裡斯合作，他們預計“在提高債務上限、表決政府預算等提案上，‘特朗普黨團’肯定會投下反對票”。
舒默和拜登希望傑弗裡斯與麥卡錫進行有效的利益交換，重點是護航政府預算案在衆議院順利通過，以及盡可能終結共和黨人在中期選舉期間透露的調查、彈劾拜登的議程。“總的來說，我們需要成為在房間裡進行對話的成年人。”民主黨衆議員戴維斯指出，如果能通過合作推動民主黨人的提案在下屆國會順利落地，民主黨將很有希望在 2024 年贏回多數席位。
傑弗裡斯強調的第二個話題指向黨內。他說，“有時我們（傑弗裡斯、克拉克、阿吉拉爾）也會爭吵，但正如我們一次又一次地展示的那樣，在一天結束的時候，我們總是聚在一起，找到最大的共同點，把事情辦成。”
《大西洋月刊》指出，傑弗裡斯的關鍵挑戰是能否限制進步派的進一步極化和擴張，避免“過於野心勃勃的左翼”在2024年給選戰帶來負面影響。其中，如何與代表、聯絡核心進步小組的克拉克協商，是傑弗裡斯面臨的第一項挑戰。黨團會議結束後，克拉克已經對外表示，將利用與共和黨人利益交換的機會，推動政府醫保計劃等進步派政策落地。
從長遠來看，傑弗裡斯又必須推動進步派力量的健康發展。有研究者指出，2020年大選和2022年中期選舉是“千禧一代”主導的最後一輪選舉，“Z世代”（1996年後生人）將主導未來二十年美國的政治走向。這是“完全在綫”的一代，生於政治極化開始之後，在伊拉克戰爭和金融危機的陰影下長大，并在特朗普時代開始政治生活……
種種因素都意味著，這一代選民的中間群體急劇萎縮。再考慮到城市群體、女性選民和少數族裔選民比例擴張，民主黨選擇的進步派意識形態，將在不久的將來比“特朗普化”的共和黨獲得更大的基本盤。＜nextpage＞
一些民主黨衆議員因而提出，保證領導層不脫離世代的最有效方案，是形成更好的權力更迭機制。衆議員福斯特在黨團會議開始前提議，領導層每六年應當接受一次黨團投票以決定去留。但這項提案未獲多數議員支持。
和他的絕大多數表態一樣，傑弗裡斯拒絕透露他本人是否支持這一提議。但他說，自己承諾考慮議員們對領導機制停滯不前的擔憂，并希望“民主黨人處於最佳狀態，讓每個人都在公平競爭的環境中盡可能發揮作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