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磊落正直的安欣是現代法理社會的代表，那麼圓滑世故的高啓強便可謂傳統人情社會的代表。後者發跡的舊廠街這一熟人社會，又與計劃經濟時代的社會運作機制隱秘勾連。因此，安欣與高啓強的博弈與其說是簡單的警匪對決，不如說是經歷了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軌之後，尤其是步入新世紀以來我國狂飈突進的現代化進程中法理精神與人情傳統的衝突。例如，徐江與高啓強這兩個不同時代的黑惡勢力運作機制迥異，就折射出不同社會時期衝突形式的變化。理解了這一層，就體會到《狂飈》對現實反思的力度。
《狂飈》的熱播再一次印證：真正的現實主義應當既有現實的皮毛也有現實的骨肉，既有圖景的描畫也有根源的追問。未來的國產影視劇，需要更多的《狂飈》湧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