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9月26日電／中共中央、國務院2023年印發的《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的一項重要內容，就是組建中央社會工作部，統籌推進黨的群眾工作、社會工作和社會治理，這是適應中國社會深刻變化所做出的一個重要決定。組建的社會工作部的重要職能之一，就是指導新經濟組織、新社會組織、新就業群體黨建工作。這種安排，也啟示我們，要加強從新就業群體的視角來研究新社會階層。
何謂“新就業群體”
北京日報發表中國社科院原副院長、學部委員李培林文章表示，中國式現代化的跨越式發展，也呈現出不同發展階段叠加和同時並存的特點，即我們在關注和解決傳統農村振興和農民共同富裕的問題的同時，也在密切關注網絡社會、信息社會、數字社會到來所產生的廣泛而深刻的社會影響。
關於“新就業群體”，實際上也被稱為“新職業群體”“新零工經濟人群”“新業態從業者”“平台經濟從業者”“靈活就業人群”等等。
但“新就業群體”的提出和研究，與“新社會階層”的提出和研究的背景不同，它更多的是針對網絡社會、信息社會、數字社會的到來，是近幾十年來社會結構的一個新變化。
近年來，學界就像當年關注“農民工”一樣，也在關注“外賣騎手”等新就業群體的興起，這是一個龐大的與互聯網平台、新零工經濟相聯繫的新就業群體，人數眾多、類別複雜多樣，這方面的統計數據也比較缺乏。但各種調查數據顯示，這個群體總人數估計目前在8000萬到1億人，大概占2億靈活就業人員的一半。例如，第九次全國職工隊伍狀況調查結果顯示，目前全國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為8400萬人，占全國職工總數的20.9%，成為職工隊伍的重要組成部分。當然也有人認為，這是一個比較保守的估計。
“新就業群體”的主要特徵
文章分析，“新就業群體”主要有以下五個方面的重要特徵：
就業具有較高的自主性和靈活性。與高度組織化的單位制相比，“新就業群體”實現的是一種非組織化的就業。他們往往與網絡平台沒有明確的勞動雇傭關係，不像傳統的就業對單位和組織具有很高的依賴性。“新就業群體”在工作時間、工作場所和工作模式上具有一定的自主性和靈活性。但實際上，“新就業群體”對網絡平台依然具有某種依附性，正如有學者指出，平台經濟中，資強勞弱的局面會因平台對數據信息和算法技術的單方面壟斷進一步加劇，平台從業者只能依附於平台進行勞動生產，少有自主選擇權和勞動自主權。這也引發了全社會對“困在系統裡的外賣騎手”的廣泛關注和討論。有觀點認為騎手獲得的自由是一種虛假的自由，與死神賽跑，和交警較勁，和紅燈做朋友是對騎手工作的生動寫照。在靈活的工作時間和寬鬆的工作場域背後，“平台通過搶單和等單的工作機制控制騎手潛在的經驗、思想和感受，塑造‘準時’‘快速’的勞動時間感，引導騎手甘願成為‘全天候工人’，並在勞動時間內主動地工作，最終，騎手在追求自由的過程中被平台束縛，無奈而主動地配合到時間控制中，平台則以自由之名獲得並掩飾了利潤”。這種觀點有些極端，但也確實反映了其中存在的問題，值得關注。
“流量”成為新業態重要的生產要素和產出指標。數據是數字經濟的關鍵生產要素。在傳統生產過程中比較陌生的“流量”，成為新業態重要的生產要素和產出指標，滲透到“新就業群體”的生產、評價、業績以及經濟社會地位等各個方面，甚至構成了虛擬空間的“流量社會”。《2022-2023年直播與短視頻行業發展報告》顯示，截至2022年末，具有網絡表演（直播）經營資質的經營性互聯網文化單位有6263家，主播賬號累計開通超1.5億個，內容創作者賬號（指賬號曾有過短視頻內容創作發布行為）累計超10億個。對於各類互聯網平台的內容創作者來說，他們的產出很大程度上依賴於自己的“流量”，也就是他們的關注者、觀看量、點贊和分享等，“流量”的多少直接影響到他們的業績、經濟收入和社會地位。這直接導致內容創作者將如何生產吸引人的內容，使之引導更多的“流量”成為他們的核心工作任務。“流量社會”成為社會結構的一種重組力量，有學者指出，“數據成為一種重要資源，眾多個體數據匯聚而成的流量，成為草根實現階層跨越的核心社會資本，草根通過網絡流量資源的聚集、儲存、利用，實現社會階層流動”。當然，在注意力經濟高額利潤的刺激下，“流量”的幕後推手甚至也會為創造“流量”而不擇手段。
內部分化大。“新就業群體”並不是我們社會分層研究中所說的一個統一的社會階層，內部分化很大。具體來說，“新就業群體”中既有粉絲眾多、社會影響力很大、也非常富有的網絡大V、新媒體人士、直播帶貨明星這種“新網富”；也有各種各樣的與互聯網相聯繫的新自由職業的“新中產”，他們往往具有較高的受教育程度和專業技術能力；還有數以千萬計的像“外賣騎手”“快遞小哥”“網約車司機”這樣的“新工人”。上述群體在收入水平、社會地位、工作環境和條件、職業安全和穩定性上存在諸多差異，加強新就業群體視角的新社會階層研究時應當注意新就業群體內部的複雜性和多元性。
處於非常快速迅猛的發展變化中。“新就業群體”與傳統的社會變遷中出現的新社會階層不同，它處於非常快速迅猛的發展變化中，我們的研究似乎很難跟上變化，還沒有完全弄清楚這個群體現在的基本情況，它又發生新的巨大變化，這就為加強新就業群體的研究帶來了新的挑戰。新技術、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催生了新職業，與2015年版大典相比，《中華人民共和國職業分類大典（2022年版）》淨增了158個新的職業，並首次標注了互聯網營銷師、人工智能訓練師等97個數字職業，占職業總數的6%。比如大家現在熱議的Chat GPT，以它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各領域的廣泛運用前景，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日新月異的速度在創造大量的“新就業群體”（例如語言模擬訓練師、機器學習工程師等），也可能取代重復性體力勞動、人工客服等很多傳統就業崗位。
工作的穩定性相對較弱。與互聯網相聯繫的“新工人”，在中國依然是“新就業群體”的主體，他們中有相當大的比重（有些調查顯示高達60%）還是農民工，但他們的平均受教育水平、擁有的人力資本（比如網絡操作能力）以及平均收入水平，都要高於農民工整體的平均水平，工作的穩定性也相對較弱。蓋伊•斯坦丁指出，不穩定勞動者大多數以臨時的或短期的工作為生，經濟收入相對較低或不穩定，雇傭關係短暫，缺乏長期的職業目標和職業前景；在分配關係方面，缺乏社會福利。由於新業態發展不成熟，勞動者勞動權益和福利保障不足，新就業群體也存在就業和收入不穩定的問題。很多新就業群體僅將當前職業作為緩衝平台，職業規劃具有短期性、過渡性特徵。有調查顯示，有70.7%的被訪騎手表示未來一年會繼續從事當前的工作，但在未來五年的規劃上，該比例下降至51.7%；另外還有50.6%的被訪騎手認為這份工作與自己的夢想/理想不一致。
“新就業群體”的產生和快速發展，當然並不是中國的獨有現象，而是伴隨信息化社會、數字化社會到來產生的“新事物”。但與發達國家不同的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龐大規模和跨越式發展，造成了中國不同發展階段的叠加，就是從社會結構上看，傳統農業社會的、工業社會的、後工業和信息社會的特徵同時存在，這就造成“新就業群體”這類現象對整個社會結構的影響更加複雜和具有自身的特點。比如，如果網絡、信息和數字技術與傳統農業、工業和服務業融合得好，可能會帶來這些產業向現代產業的快速躍升，但如果融合得不好，也有可能帶來某種斷裂，使傳統農業的困境更加凸顯，並產生過早的“去工業化”，對實體經濟和財政狀況造成影響。
關於加強新就業群體視角的新社會階層研究的幾點思考
文章指出，加強新就業群體視角的新社會階層研究，這是中國式現代化的巨大社會變遷給我們提出的新課題。當前應從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四個方面全面加強“新就業群體”視角的新社會階層研究。
加強“新就業群體”在政治層面的研究。要加強“新就業群體”在政治層面的研究，準確把握他們的社會特徵、社會屬性、社會意識和社會訴求，豐富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階層理論。一段時間以來，社會上存在著“打壓民營經濟論”“民營經濟離場論”“新公私合營論”“共同富裕是殺富濟貧”等錯誤論調，嚴重影響了民營企業家的發展預期和信心。習近平總書記在2023年“兩會”期間，專門看望了參加全國政協十四屆一次會議的民建、工商聯界委員，強調黨中央始終堅持“兩個毫不動搖”（即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和“三個沒有變”（即非公有制經濟在中國經濟社會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沒有變，我們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方針政策沒有變，我們致力於為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營造良好環境和提供更多機會的方針政策沒有變），始終把民營企業和民營企業家當作自己人。要引導民營企業和民營企業家正確理解黨中央方針政策，增強信心、輕裝上陣、大膽發展。這個“自己人”的表述，在社會上引起極大反響，也成為中國在新發展階段研究新社會階層的重要課題。這些對於新社會階層的判斷和政策，也同樣適用於新就業群體中屬於新社會階層的代表人士。要加強對這些新社會階層中的代表人士的政治性和組織性吸納，同時也要防止資本的無序擴張和任性。
此外，2020年12月中共中央印發的《中國共產黨統一戰線工作條例》明確規定“堅持信任尊重、團結引導、組織起來、發揮作用的思路，運用社會化、網絡化的方法，通過實踐創新基地、聯誼組織等形式，分類分眾施策，強化思想引領，凝聚政治共識，發揮新的社會階層人士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中的重要作用”。這充分說明新社會階層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力量之一，可以說，“新就業群體”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
加強“新就業群體”在經濟層面的研究。要加強“新就業群體”在經濟層面的研究，促進網絡、信息和數字技術與傳統農業、工業和服務業的融合。網絡、信息和數字技術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會促進不同產業領域的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另一方面也會對實體經濟，特別是製造業產生重要的影響。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提出，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要“堅持把發展經濟的著力點放在實體經濟上，推進新型工業化，加快建設製造強國、質量強國、航天強國、交通強國、網絡強國、數字中國”。製造業是實體經濟中最重要、最基礎的部分，穩實體經濟，關鍵在於穩製造業。對我們這樣一個不同發展階段叠加的發展中大國來說，製造業對資本積累、消費品供給、勞動生產率增長和財政收入增加都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被認為是經濟增長的引擎和社會發展的穩定器，過早“去工業化”和產業的脫實向虛是危險的取向。一些發展中國家由於過早“去工業化”而落入中高端製造業陷阱，導致經濟發展停滯，進而產生大規模失業、極端貧困等社會問題。對比發達國家的經驗，中國工業產出占GDP的比重下降得過早、過快。統計數據顯示，從2010年到2020年的10年間，中國工業產出占GDP的比重，從40.1%快速下降到30.8%。雖然這也是其他發達國家在現代化過程中出現的趨勢，但中國式現代化仍然需要工業，特別是製造業的支撐。
加強“新就業群體”在社會層面的研究。要加強“新就業群體”在社會層面的研究，高度關注中國社會結構變化的新趨勢。“新就業群體”與新社會階層交叉的人群，與傳統的實體經濟中的新社會階層有很大不同，他們憑借著網絡流量，在社會輿論方面具有廣泛的社會影響力，被認為是“意見領袖”。“新就業群體”雖然只是一個社會的小窗口，但從這個小窗口，我們卻可以看到一些經濟社會發展的大趨勢。比如就業形態的深刻變化，正在迅速改變原有的職業結構和就業觀念，與互聯網相連的各種新業態、靈活就業形式、新零工經濟等迅猛發展，這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經濟下行壓力下的就業形勢，成為吸納就業的重要渠道；但也造成青年一代擇業觀念“去工業化”的深刻變化，他們更傾向於選擇工作時間和節奏自主性強、靈活性強的職業。在當前就業形勢嚴峻、城鎮調查失業率高企的情況下，製造業仍面臨“招工難”等新問題。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發布的“2022年第四季度全國招聘大於求職‘最缺工’的100個職業排行”顯示，製造業用工缺口最大，有41個屬於生產製造及有關人員，如汽車生產線操作工、車工、焊工。當前亟須加強對這種新趨勢影響的研究。
加強“新就業群體”在文化層面的研究。要加強“新就業群體”在文化層面的研究，正確引領大眾消費文化。有的經濟學家把“大眾消費階段”視為現代化過程中“經濟起飛階段”之後的重要發展階段。中國當前的發展動力已經發生深刻變化，大眾消費對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的重要性日益凸顯，而網絡消費文化正在重塑著大眾消費文化，“新就業群體”在這個過程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在倡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傳播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形成積極向上大眾輿論等方面，新媒體從業人員等新社會階層在正確的引導下，也發揮著獨特的作用，扮演著重要角色。在這樣的背景下，應當塑造良好的“新就業群體”的職業道德和職業文化，在全社會促進形成適合中國國情的理性、健康的網絡文化，治理網絡領域的積弊和亂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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