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從宏觀上講，當前正處於國際政治轉型期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相互叠加，國際形勢因此發生轉變。在國際政治轉型期，大國關係往往會出現趨勢性緊張，守成國與上升國關係敏感，反映到當前的國際政治上就是中美關係緊張。在這樣的背景下，有些領域的競爭，比如高科技之爭，進入白熱化的階段。高科技領域已經明顯出現兩個平行市場，平行市場和交叉市場之間並不完全涇渭分明，實際上也有交叉，這種結合、以及不斷出現的新的組合和裂變給中國的發展也帶來壓力。
第三，國際社會存在一些將國別威脅置於共同威脅之上的錯誤認知。一些國家誇大、渲染國別威脅，導致很多共同威脅被忽略不顧，尤其是非傳統安全威脅被嚴重低估。實際上大量非傳統安全威脅的迫切性、現實性遠高於國別威脅，全球安全治理赤字不斷擴大。有些大國有意識地轉移責任，想把中國列為發達國家，其本意不是出於對中國的認可，而是希望將超出中國能力所能承擔的責任轉嫁給中國。
第四，中國面臨的部分輿論環境持續惡化，中國所秉持的公平正義的外交政策被一些西方輿論扭曲為站在錯誤的立場上，原本可以多元包容的中西方輿論敘事變為對錯之爭。“一帶一路”被西方輿論污名化為債務陷阱。西方所謂的“去風險化”，實際上變成了“去中國化”，中國海外利益的保護面臨難題。在國際經濟和國際貿易領域，中國談高水平開放，西方一些傳統發達國家實際上在支持低水平封閉，搞貿易保護主義。中國倡導真正的多邊主義，一些發達國家卻強推“偽多邊主義”“小圈子多邊主義”。
（來源：新華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