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時，一些具備一定實力的國家，在某些軍工領域各有所長。這些國家通過技術合作的形式，取長補短。例如，澳大利亞與瑞典合作設計建造了“柯林斯”級潛艇，歐洲多國聯合設計“地平線”系列護衛艦等。這種技術合作式的軍貿形式，在世界軍貿中的比例越來越多。這其中既有技術因素，也有經濟因素。比如著名的歐洲戰鬥機項目，當時參與項目的歐洲多國均無力單獨承擔全部研發經費，因此選擇多方合作。可見，一個國家無論是輸出武器，還是購買武器，抑或是多國合作研發武器，都是基於各自國家自身的工業特點和防務需要，做出的選擇。
第二，軍貿附帶政治因素，已成為常態。正是由於各國政治、軍事實力、軍工產業的差異，武器輸出方對於買家，往往附代政治條件。2014年烏克蘭局勢惡化進而爆發內戰。受其影響，法國和俄羅斯就法國為俄方建造的“西北風”級兩棲攻擊艦是否交貨等問題，反覆博弈。這是典型的軍貿受國際影響的例子。在俄法兩國關係較好時簽署了購艦合同，艦船造好後卻由於兩國關係惡化而橫生枝節。再如美國對日本、對印度、對新加坡的軍貿活動，背後大都暗含著其“拉攏亞洲盟友，為其亞太戰略鋪路”的打算。
第三，軍貿關係中，主客易位的現象時有發生。通常，在一般的國際商貿關係中，買家保證按合同交錢，賣家承諾按合同交貨並保證質量。但在軍貿關係中，主客易位的現象時有發生。上文提到的法俄關於“西北風”級的爭議，便是如此。除了政治影響之外，單純的經濟、技術因素，也會影響軍貿合同的正常履行。比如，俄羅斯為印度改裝的“超日王”號航母（音譯為“維克拉瑪蒂亞”號），由於改裝工程難度大，導致俄方事故頻出，成本不斷上漲，印度的資金和預算也時斷時續，交貨時間一拖再拖。再有，泰國皇家海軍在上世紀90年代希望購買護衛艦，中國、韓國以及歐美國家的造船企業紛紛競標，最終泰方選擇了中國的出口型護衛艦。泰軍方的解釋是“用購買西方艦艇三分之一的價格，可以買到具備西方艦艇80%能力的中國造戰艦”。
可見，無論世界軍貿如何變化，其都是為各自國家的國家利益服務，體現的都是世界各國的實力差異，承載的都是各個國家的國家意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