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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欲延長伊朗武器禁令僅獲兩票支持,圖為伊朗外交部發言人穆薩維推特截圖。 |
中評社北京10月28日電/10月18日,伊朗外交部發表聲明,宣布聯合國對伊朗的武器禁運即日起無條件自動終止,此後伊朗可根據自身防衛需求,不受任何法律限制,自任何來源採購任何必要武器和裝備,也可根據自身政策出口防禦武器。此一變動看似合乎規範與常情,實則暗藏各方對特朗普伊朗政策的拒斥。
回顧歷史,聯合國對伊朗的武器禁運始於2007年。彼時伊朗經歷2002年被控發展核武的風波,仍未終止鈾濃縮計劃,於是安理會在獲得5常任理事國、10非常任理事國共15票贊成後,發布第1747號決議案,以防止核武擴散、打擊伊朗核計劃為由,對伊朗實施武器禁運。
然而伴隨時間推移,1747號決議案最終被2015年的2231號決議案取代,後者不僅批准伊朗核協議(JCPOA)生效,也為武器禁運畫下未來休止符:倘若安理會未能在5年後獲得過半同意票,則禁令將於2020年10月自動終止。從當年的政治背景看,這般規範意在拉攏伊朗國內溫和派,以減緩制裁力道,換取伊朗核計劃的凍結,避免敵意無限上升。然而此一構想,終因特朗普上台而夢碎。
2018年5月8日,特朗普簽署總統備忘錄,宣布美國全面退出JCPOA,並逐步加大對伊制裁力道,可謂正式暴露單邊主義的外交底色。然而此般舉動雖重挫伊朗經濟,卻也同時助長伊朗內部的反美民族主義,成為神權政府汲取民粹的來源,更令英、法、德等歐洲盟友膽戰心驚,以致促成此次立場脫鈎:美國雖自8月起便屢屢疾呼安理會,要求延期武器禁運,但15國中僅有多米尼加共和國站在美國一方反對解禁,中俄兩國投下贊成票,其餘11國則全數棄權。
這般結果的真實意義並非放任伊朗擴軍,畢竟如今尚有疫情與制裁束縛,伊朗經濟依舊捉襟見肘,難以真正大規模採購軍火;但高達11張的棄權票,卻真實折射出西方陣營對美國單邊狂飈的不滿,且適逢總統大選前夕,警鐘意味更濃:不論下任美國總統寶座由誰登臨,美歐如今已非伊朗棋局上的同一陣營,倘若前者選後仍執意拋卸JCPOA框架,在極限施壓(maximum pressure)的險途上一意孤行,縱能進一步打擊伊朗,也將喪失對此議題的國際號召力,最終反噬美國霸權結構。
伊朗問題異於冷戰對峙
而回顧特朗普的極限施壓政策,可謂始於冷戰年代的敵意結構思維,即以陣營對峙的邏輯,出台制裁等施壓舉措,以塑造對單一政體的孤立氛圍,迫使其與背後勢力改變政治活動。然而伊朗於冷戰下的角色流動格外殊異,致使美國的一味施壓難起關鍵作用。
巴列維王朝年代(1925-1979),美國尚未入主伊朗,此處正是英、德、蘇的逐鹿場,而後三方衝突受二戰激化,伊朗只能淪為強權傀儡、任人魚肉,先是納粹德國藉利益集團宰制了伊朗經濟,再是英蘇共組的盟軍勢力入侵,後者雖打著正義之師名號,卻以掠奪油田利益與軍事補給線為目標,最終裡薩汗(Reza Shah)於1941年被迫禪位,由長子巴列維(Mohammad Reza Pahlavi)克紹箕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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