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這些國家也印證了19世界法國哲學家歐內斯特•勒南（Ernst Renan）的理論，即“民族悲情比勝利意義更大，因為它使每個人都感到了肩頭的重任，願為雪恥而共同努力。”
在東亞，苦難的歷史源頭一般來自日本。正是這些苦難，為中國、朝鮮與韓國的人民共同挺過二戰、並在戰後艱難地建立獨立國家時所付出的犧牲賦予了意義。
同時，這也賦予了這些國家的政府以合法性：政府與國家的興建緊密地聯繫在一起。
朝鮮、韓國與（上世紀90年代後）中國的民族認同在日本過去殖民統治與戰爭侵略的反襯下顯得無比明晰，這些民族認同以民族記憶的方式留存下來。保守派的日本政客們努力振奮在他們看來十分蒼白無力的民族自豪感，這使得他們與這些民族記憶發生了激烈的碰撞。
之後，在歷史的不忿與投機主義的推波助瀾下，又產生了關於島嶼與海洋資源的主權爭議。儘管區域中有著很強的經濟聯繫，但領土爭端與民族記憶中的歷史衝突問題很有可能會進一步升級。而這又該如何化解呢？
有人希望由歷史學家來組成立場公正的委員會，將東亞拽離混亂之中。但是當歷史學家們不能被指派到類似的委員會中的時候，他們對於推進解決這些爭議的作用就十分有限了。
當民族的記憶披上歷史話語的修辭外衣時——特別是“史實”——就會演變為言說具有道德與精神價值故事的講述者，而聽眾們則會投入到他們祖先的種種作為、英勇地犧牲、自我奉獻、忠誠與勇氣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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