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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助理教授田飛龍博士 |
與此同時，《白皮書》也反映出建制派與民主派對於“一國兩制”、《基本法》的不同解讀。
建制派願意將香港擁有的“高度自治”理解為中央的善意和授予。而民主派認為，這與英國人的爭取直接相關。雖然英國人對於香港回歸後的體制建構少有涉及，但從陳方安生與李柱銘的赴英“告狀”可以看出民主派對殘存殖民體系的依賴。從歷史來看，《聯合聲明》中香港的自治地位與權力，都與中國政府的主權鬥爭密不可分，沒有主權回歸，就不可能有治權安排，而“一國兩制”框架也是中方主動提出。從憲法原理來看，《聯合聲明》只是國際法條約，不是香港憲制基礎，港人憲法認知，應回歸到《白皮書》的共同基礎論，才可獲得真實可靠的政治共識平台。
田飛龍認為，《基本法》中對於回歸後體制的設計，充分考慮了香港本地人的訴求。可以說，港人確確實實參與了這一設計。《基本法》是高水平、理性的民主協商的體現。在以後解決台灣問題時，這種高水平的協商也值得借鑒。
田飛龍看來，現在香港的矛盾是“中央對特首的要求”與“本地對特首要求”在磨合中所產生的張力。
回歸以後，香港從原來的港督制轉變為特首的行政主導，而普選則意味著特首的合法性需要經過選民的直接認受。雙普選之後，本地選民的需求會成為特首施政的主要傾斜對象，繼而也就存在著對中央政策執行不力的可能。現在政改、普選道路上所產生的問題是中央與香港選民對特首的不同要求所產生的摩擦。
田飛龍認為，這種矛盾與《基本法》中給予香港過大的權力有關。如果雙普選意味著立法和行政的權力都由香港本地掌控，那麼到了2047年，中央應該對香港的司法終審權做出調整。否則，必然出現對香港的管治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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