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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大學法學院訪問學者田飛龍 |
田飛龍：泛民要有戰略理性
建制派體系面對西方民主自由價值觀的弱勢，根源在於中國對於自己的崛起缺乏戰略性的研究和沉澱。其次，“違法”與“有責”是佔中者的必然邏輯。第三，激進的學生應該有“戰略理性”，放棄超高不切實際的要求，以政府的四點建議為基礎，力求框架下還能釋放的空間，獲得最大的戰略利益。
英國人撤退前開始在香港實行民主化，其制度設計並非本國的溫和民主氣質，而帶有激進傾向。中國與西方在現代性問題上進行著軟實力的戰爭。中國在接受現代文明中一直是被動的，還沒有用文明和制度理論去安頓內部的秩序和訴求。
即使中央挺過了本次危機，也不意味軟實力有結構性的轉變和改善。中央既要有對個案進行研究，也要有對世界的政治和制度進行更加戰略性的研究和沉澱，將中國自身現代化經驗與中華文明理論化。
“佔中”的衝突是核心價值的衝突。由於“佔中”者認為如果不以違法進行“抗命”，無法使其訴求達到足夠的高度。因此，以違法來要求“真普選”，是無法避免的。所謂的“公民抗命”，第一必須要違法，第二，事後一定承擔責任，表示行動者有美德，即“違法有責”。
縱觀本次運動，“佔中”和“反佔中”勢力不相上下，坐實了香港社會的二元化分別，加深了建制和泛民之間的分裂，今後的管治會更加困難。後“佔中”時代，在立法和司法的夾擊下，特區政府如果不能自行解套，只能依靠中央政府對《基本法》進行反思和重構。
從運動至今，佔中者沒有一項訴求得到回應，難以收場。如果想收場，就要有“策略理性”，超越廣場看廣場，接納特區政府的“四點建議”，抓住剩餘空間，以獲取最大空間，而不是簡單的否決政府的政改法案。泛民應該讓法案通過，但控制住其他關鍵少數，讓候選人盡可能中間化。如此才能既不丟面子，也不丟裡子。如果政改拉倒，泛民會和香港社會一樣原地踏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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