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本次事件對23條立法，是促進抑或是阻滯？
田飛龍：對23條立法有微妙的助推作用。該條在特區的立法問題是關乎《基本法》全面準確實施的嚴肅問題，但基於歷史原因和政治敏感性而一再延緩擱置，如今梁游鬧劇再次引發公眾對這一問題的關注且對立法必要性產生了重新的考量，民意亦有所覺察和同情期待。但到目前為止，香港社會並未達成23條立法的充分共識，民意條件與精英共識仍有待進一步形成。如果激進派發動更大規模的抗爭運動，或訴諸更大規模的暴力，使得香港社會繁榮穩定與基本法秩序危如累卵，則有可能加速23條的立法啟動與實際進程，但即便如此也只能是新特首的政治責任了。
但問題關鍵或許也不完全在23條立法，香港司法在現有體制條件下可以有很大作為空間實質承擔23條範疇內的國家安全保護義務。
中評社：綜合看，梁游的行為是否再次昭示回歸以來特區政府在教育上的缺失？
田飛龍：說明國民教育的基本失敗，香港相當部份青年人的身份意識和政治精神傾向於殖民和本土史觀的雜糅，未能確立基本的國家認同。香港青年的政治精神結構出現了“中間缺環”現象，即在完整的“地方認同－國家認同－國際認同”（Local－National－International）的身份連環中缺失了“國家”一環，導致其政治精神發育的阻滯現象，導致其簡單接通和雜糅“地方性”（本土史觀）和“國際性”（殖民史觀）而對抗“國家性”（國民史觀）。他們青春爛漫，又激進衝動，他們的教育未曾負責任地告訴他們完整的國家歷史與政治，從而將他們推入“無依無靠”的孤獨處境和精神絕地，成為孤獨的一代與犧牲的一代。
以他們的精神禀賦與成熟程度，無法為香港負責，甚至無法為自身負責，但誰來對他們負責呢？誰將他們從決絕的“分離之路”上召回呢？誰能安頓和消解他們內心的精神扭結之痛並指引其改過向善呢？這是中央和香港社會在“宣誓鬧劇”之後需要嚴肅思考和共同研判解決的深層次問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