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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國際問題專家、臺灣問題專家郭震遠接受中評社的專訪。（中評社 楊天攝） |
郭震遠加入國際問題和中國外交研究的二十九年，正好是中國現代化進程持續進行、改革開放不斷深化的時期，也是世界的國際關係發生現代史上最重大轉折的時期。世界的巨大變化，引發了人們廣泛的關注和爭論。這期間，中國出現了三次關於國際形勢和中國外交的激烈爭論，即上一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由兩極格局瓦解、冷戰結束引發的爭論；世紀之交，由於一系列重大國際事件，特別是美軍飛機轟炸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引發的爭論；2008年以來，由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以及美國亞太戰略調整引發的爭論。這三場爭論，郭震遠都親自參與、見證了。
令他至今印象最為深刻的是第一場兩極格局瓦解、冷戰結束引發的爭論，他說，那時情況險惡，差點被扣上了自由化傾向的帽子。當時國內政治環境正好處於89年六四後的嚴峻階段，人們習慣性地把對蘇聯解體的判斷和國內六四以後的情況緊密地聯繫在一起。
一次在會上，爭論蘇聯解體對中國的衝擊、兩極格局瓦解對中國的影響，以及國內改革開放是否還要繼續堅持。郭震遠說，當時，有人慷慨激昂甚至痛哭流涕地說蘇聯解體紅旗落地，中國理所應當成為世界革命的中心，紅旗要在北京永遠地飄揚。最後，他實在聽不下去了，說鄧小平同志見戈爾巴喬夫的時候曾說，“舊賬可以不算，但是話要說清楚”。從沙皇俄國開始，康熙和俄國簽署《尼布楚條約》三百多年來，俄國和蘇聯一直欺負我們，掠奪了我們一百五十萬平方公里的土地。現在蘇聯解體，困擾我們三百年的外患沒有了。好不容易我們的日子比蘇聯好過，我們為什麼不高興？有人說，這是立場問題。郭震遠當下就非常有力地回擊他們說，我的立場是愛國主義，所以我高興。我倒要反問你們的立場是什麼？這麼一問，場下鴉雀無聲。會議結束，有朋友跑來和他說，剛剛真是替你捏一把汗。他開玩笑地說：“我當時可是一滴汗也沒出，這有什麼好怕，我覺得事兒就是這麼一個事兒，唯實。”
郭震遠還記得有一次讓他拍案而起的經歷。那是89年下半年，在一次會上，有人沒點名地提出宦鄉在宣揚“趨同論”，“一個世界”的說法就是嚴重的“趨同論”，應該要好好批判。郭震遠很清楚這是宦鄉的原話。1987年8月，宦鄉應錢學森邀請，在北京中央機關司局級以上和駐京部隊師以上幹部的報告會上報告國際形勢時，宦鄉提出，當今世界可以用四句話概括，“一個世界、兩種制度、政經多極、競爭共處。”說宦鄉在宣揚“趨同論”，郭震遠當然不接受。他聽完就立刻拍案而起，“宦老這四句話，有我老郭的份，雖然他走了，我老郭還在這，當中的‘競爭共處’四個字就是我加的。”事實上，宦鄉當時只寫了三句，但郭震遠看後覺得這只是靜態的描述，不符合世界的發展變化，所以建議再加四個字，將其動態化。在全場鴉雀無聲中，一位與會者突然站起來說，我和老郭的看法完全一樣，我和老郭站一起。從此，他們倆成為了親密戰友。
宦鄉在事關國家戰略、政策選擇的重大問題上，敢於講真話的風格給郭震遠深刻印象，一直引以為榜樣。國家領導人對宦鄉敢於講真話，給予了肯定和讚揚。郭震遠經常提及的一件事是，1986年11月上旬，宦鄉病重，在上海治療期間，時任國家主席、中央外事領導小組組長的李先念對宦鄉的評價，給了他強烈震撼。李先念對當時任上海市委書記和市長的江澤民、朱鎔基說，“宦鄉是我們黨內少有的高級專家，有過不少重要的特殊貢獻……。宦鄉是敢說真話的人，他從來不看別人的臉色說話。”郭震遠聽了李先念講話的傳達後，十分激動。他認為，李先念講的最後兩句話，是對宦鄉最高的評價，也是他最佩服的宦鄉的人格特點。郭震遠說，從那以後，在關於國家戰略和政策選擇的重大問題上，自己就更自覺地敢於說真話、堅持說真話。這在此後發生的三次大爭論中，都有清楚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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