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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毅夫與現場聽衆的合影（中評社 黃博寧攝） |
日本漢文學在台灣延伸的情況，從廖雪蘭《台灣詩史》（台北武陵出版社1989年版）可以見其大概，《台灣詩史》詳細記錄和收錄了日本漢文學家在台灣的漢文學活動和漢文學作品。
這裡要提到我的一本書：《台灣社會與文化》（海峽文藝出版社1994年版）。告訴大家一個小秘密，我也常讀自己的書，因為讀武俠小說或言情小說常讓我夜不能寐，而讀自己的書則有很好的催眠作用。
《台灣社會與文化》所受《<台灣詩史>辯誤舉隅》，對《台灣詩史》有所批評，其中最嚴厲的批評是：“日治時期，侵台日吏中的日本漢文學家和日本漢文學愛好者在台灣創作的漢詩，屬於日本漢文學在日本本土以外的延伸，其創作盛況可以改正《日本漢文學史》（緒方惟精著）中關於‘甲午一役，日本戰勝了老大國清朝，喪失了過去長時間日本人對中國文化所抱的尊敬之念，日本的漢文學便陡告衰退’的結論。但是，侵台日中的日本漢文學家和日本漢文學愛好者在台灣屬於依照不平等條約入侵的非法居住者，他們在台灣的漢文學活動不屬於台灣文學的範疇。”
其實，作為台灣文學史的背景材料，《台灣詩史》記錄和收錄的相關內容是有價值的。日據台灣當局在台灣對中國文化的政策經歷了一個從籠絡到限制、壓制的不斷收緊的調整過程，大體而言，1895－1902為籠絡政策實施的時期，1902年以後為限制並逐步轉為全面壓制中國文化的時期。侵台日中的日本漢文學家和日本漢文學愛好者在不同的時期都熱衷於漢文學的創作，都抵擋不住中國文學乃至中國文化的魅力。
甲午之役使得日本漢文學在日本本土的衰退，顯示了日本文化變質下架的行情；甲午之役以後，日本漢文學在台灣的延伸則證明了中國文化永不言敗、永不告退的影響力，證明了中國文化就是如此這般的魅力無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