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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兆佳在香港中文大學的辦公室接受中評社記者專訪。（中評社 高映竹攝） |
中評社記者：的確，1997年，香港回歸的時候是創造經濟奇跡的“亞洲四小龍”之一。如今，隨著內地的飛速發展，這樣的差距越來越小，甚至內地不少城市的經濟發展已經超越了香港，超出了很多香港人回歸前的預期，這也給香港人帶來了很大的心理落差。那麼，您認為，香港人應該如何來調試這樣的心態？
劉兆佳：其實來說，最好的辦法還是時間。隨著時間的過去，香港人也肯定會重歸現實。從歷史上來說，香港有很強的適應能力。因為在它過去一百多年來，它總能克服危機找到新的發展，所以很多人都把香港當作一個福地。當然，每次危機出現的時候都必然會引起一些憂慮或恐懼。但香港始終還是一個高度商業化、現代化，以理性和務實主義主導的社會。中央對香港非常支持，國家崛起也為香港帶來很多機遇。
現在對香港來說，是挑戰與機遇並存，就看香港人把機遇作為最重要的考慮還是把挑戰威脅作為最重要的考慮。目前兩種論調都有，正在交鋒中。部分香港人把挑戰作為影響香港未來的看法，是非常悲觀的，但還有更多人則是從機遇的樂觀角度來察看香港的未來。
當然，這的確需要一段時間，也需要具體行動。畢竟過去一百對年來，香港人普遍有一種重西方、輕東方的心態。這就要求香港人放棄過去還是西方一部分時所產生的不合時宜的優越感，來重新為香港、為自己定位。學習新的東西、新的語言來裝備自己，利用好國家和亞洲所提供的發展機會。
中評社記者：“一國兩制”是您過去幾十年的研究重點，香港社會出現了對“一國兩制”的抹黑和扭曲，包括誇大和製造“兩制”的矛盾。您如何看待香港社會出現的這個現象？您認為當前港人對“一國兩制”的認識偏差問題在哪？
劉兆佳：從頭到尾，偏差都來自一個方面，就是政治方面。這是由於部分港人對“一國兩制”原本目標和核心內容不是太清楚，尤其是在回歸後很長一段時間，反對派和部分法律界精英掌握了如何理解“一國兩制”的話語權。很多香港人把香港當成一個獨立政治實體，沒有充分認識到回歸後香是中國的一部分，沒有意識到香港高度自治來自中央的授權，沒有對國家主權的概念有充分認識，也沒有對中央權力在“一國兩制”下所履行的功能有充分理解。當然這些背後的一個原因是有部分人對西方仰視，但對國家和自己的民族卻是一種俯視的心態。
因此，這些年來中央要做所謂“撥亂反正”的工作，無論是思想上還是行動上，積極地來抗擊香港的反對勢力，糾正錯誤的理解。雖然也會引起那些力量和他們在西方的支持者的反撲，但若不這麼做，長期下去，香港的“一國兩制”就會走上歪路，香港就會成為對抗中央的基地。這樣的“一國兩制”對香港不利，也對國家不利，更沒有延續的可能。
經過中央和香港各方面的努力，香港對“一國兩制”的理解其實已經改正了不少。很多人對“一國兩制”究竟是什麼，中央究竟有什麼權力，中國憲法、中國共產黨在“一國兩制”中的角色，都看得更加清楚了一些。這可以從近來幾個事件來看，如行政長官普選、人大常委會解釋基本法第104條、一地兩檢等。這些事件雖然引起了一些爭論，而反對勢力又不斷煽風點火，但沒有引起很大的風波，沒有對香港政治局勢帶來太大的衝擊。但如果同樣的問題放在十多年前，估計會引起軒然大波。這也是中央、內地專家學者和香港的愛國力量撥亂反正所取得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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