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一時期舉辦該論壇顯得十分關鍵，從韓國方面來看，他們認為安倍晉三推動的安全改革會把日本變得更具攻擊性，而不少韓國高級別官員對此有過議論，認為解集體自衛權雖然能增加對朝鮮的威懾力，但對此進行修憲、並把自衛隊“正常化”的做法卻會引起韓國的擔憂，因此，鑒於韓日之間互信匱乏，兩國高級別官員就“發展”議題展開討論具有緩解顧慮、增強互信的作用，可以使更多的韓國人理解安倍聲稱的“積極和平主義”。
日本政府希望借國際協力機構，繼續堅定地推動政府開發援助（ODA），去年一年，ODA總額超過100億美圓，日本自1997年以來ODA的援助額逐年下降，但100億美圓的對外援助數額仍位居全球第四，僅次於美國、英國和德國，除此之外，日本對整個亞太地區的經濟援助同樣卓越，日本政府每年對亞太國家提供50億日元援助，而韓國作為亞太地區的第二大對外援助國，去年對外援助只有20億美圓。
然而，韓國對外援助的增速十分迅猛，首爾承諾在今年提高至39億美圓，提升至國民收入總值（GNI）的0.25%，相較日本，對外援助已經下降到該國GNI的0.2%。韓國提高對外援助對亞太地區具有積極意義，因為自從二戰到90年代，韓國一直是接受援助的國家，總計接受對外援助達120億美圓，其中的大多數來自日本，這些援助幫助韓國實現經濟騰飛，並使其成為亞洲經濟發展的引擎，現在，他們從接受者變成了施予者，通過本國的協力集團進行積極的對外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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