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黨間的互動方面，就台灣情況來看，可以分為三點來討論：
第一點，如何區隔。陳星表示，政黨間的區隔有三種，即意識形態的區隔、民族和種群的區隔和議題的區隔。在意識形態的區隔上，他認為，“‘台獨’算不上意識形態，將其作為意識形態進行區隔沒有太大意義，因為台灣的階級問題一直表現得不明顯。”在民族和族群的區隔上，陳星認為，“這個在台灣表現得最明顯，最強烈，是中國人還是台灣人，當然這些觀念都在不停的進步。”在議題的區隔上，他表示，“這次‘太陽花學運’，表現出的是議題區隔，背後也可能有身份的區隔和意識形態的區隔，這三種區隔不是截然分開的。”
第二點，政黨間的衝突。陳星指出，政黨主要的動員方式是通過衝突和妥協來完成並展開的，政黨間的衝突引發出兩個問題，就是“有沒有所謂的中間路線”以及“台灣有沒有中間選民”。陳星表示，從衝突角度看，中間選民的定位是“看你也不順眼，看他也不順眼，我高興選誰就選誰”，這很難說是理性的，“但從理性角度來說，選舉也很難稱得上是理性，所以這個問題如何解釋是很麻煩的。”
在政黨之間的互動方面，陳星表示，政黨本是一個學習、適應和調整的能力。當一個政黨的動員方式很有效時，另一個政黨也會學習。“理論上，政黨互相學習最後產生的結果就是趨同，但學習的過程沒那麼簡單，學習意味著調整，調整就會改革，改革就會觸動即存的結構，而這種結構對調整和改革有著本能的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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