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國際戰略研究所副研究員唐奇芳認為，日本對於中國提出的新的一系列倡議，尤其在經濟領域的倡議在戰略上持懷疑態度。儘管日本財界看到了商機，但是日本政界把經濟界作為外交的一個重要工具。因此，對於“一帶一路”，日本在戰略上絕對不會持合作態度。
但唐奇芳認為，中日在經濟上未必沒有合作的機會，資本都是逐利的，日本政府不可能壓制財界逐利的本能。她建議兩國在具體的層面上不要放棄一些合作機會，尤其是經濟合作的機會。
察哈爾學會研究員、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博士後徐慶超對中日關係的發展提出三點感受。第一，中日未來的發展需要一種方向性引導。第二，現在是時候讓日本採取一個對華關係的新思維。第三，我們在處理中日關係的時候，也應該以平常心來對待。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亞太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孫文竹對中日關係未來的積極因素和不確定因素提出了自己的見解。積極因素是，特朗普上台後，美國的戰略發生了一些變化。特朗普本人在意識形態方面缺乏興趣，對TPP和全球經濟貿易合作也缺乏興趣，跟日本立場發生了巨大差別。不確定因素是，由於安倍將日本崛起的戰略與美國綁在一起，在美國的經濟政策和意識形態發生改變後，引發了日本國內政局的動蕩，也影響到安倍是否能繼續執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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