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後日本的台灣認識變遷與“日台關係”建構
劉建平表示，中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內戰分裂被東亞冷戰政治固定於台灣海峽，處於美國占領下的日本為了恢復主權首先按照美國的東亞戰略和意識形態規範與偏安於台灣的蔣介石政府簽訂戰後處理意義的“日華和約”。當時的日本吉田茂政府採取了“首先與“中華民國”政權建立條約關係”而將來“最終於一個整體的中國達成條約”的象徵性“一個中國”政策。
當時的新中國外交追求絕對承認，劉建平說，所以吉田政府的形式主義“一個中國”在大陸看來是政治侮辱，中日關係遭遇“台灣問題”之巨大門檻。但日本的工商業界並不願放棄中國市場，並且還有戰犯、戰俘、僑民滯留於大陸等急迫的戰後處理問題存在，所以日本的親華在野黨、友好團體、自民黨親華政治家和專業民間組織就嘗試與中國大陸重建貿易往來、交涉日本人歸國問題。
劉建平認為，新中國政府對此作“以民促官”實現中日邦交正常化、離間日美關係、製造日蔣對立的可能性理解，因此迎合日本的要求而發展貿易、協助日僑回國、釋放日本戰犯、締結漁業協定，從而形成了日本在正式、非正式的兩條外交路線上與“兩個中國”建構戰後中日關係的格局。
劉建平提到，1972年的中日邦交正常化、“日華斷交”貌似造成了大陸與台灣的地位翻轉，卻也意味著日本外交的“中國問題”消失與中國外交的“台灣問題”生成，問題的焦點就是如何把由“日華關係”變異的“日台關係”限定在非正式外交範疇。對此，中國政府採取原則性外交抗議的正面衝突戰略，在80年代大致起到了遏制“日台關係”政治化、正式化的效果。
然而，劉建平說，從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國處於被西方主流國家政治制裁的弱勢地位，日本政府就不顧中國的反覆抗議，准許在任台灣政要和卸任領導人到日本訪問；近年來則更進一步，日本官房長官在首相官邸會見台灣駐日代表機構負責人甚至得到當事人確認，安倍首相密會李登輝、蔡英文的報道也見諸主流媒體。這意味著，雖然“兩岸關係”努力確認“維持現狀”，但“日台關係”卻一直在改變現狀，其政治化已經到了正式化質變的臨界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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