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川還表示，美國的實施製造業回歸戰略和貿易保護主義，把經濟發展資源投入到自己不具有比較優勢的製造業，而不是投入到具有競爭優勢高科技服務業，這是人為對資源配置的扭曲，這違反了經濟學基本理論和發展規律。
但正如人們對全球化態度不同，嘉賓們的觀點也有分歧。針對美國政府正在醞釀的邊境調節稅（BAT），周小川就持不同意見。他評論稱，美國是有銷售稅的（sales tax），但不向出口商徵收，而對進口商和國內消費。任何關稅的安排都應該是支持貿易而不是阻礙貿易。美國徵收邊境稅會拉高進口成本，也不利於依賴進口原料和部件的出口產業發展。
周小川表示，希望在今年7月於德國舉行的G20會議中，能對全球化和自由貿易有更清晰的描述。
日本政策研究大學院大學校長、“nippon.com”總編白石隆表示，過去20年，除日本外的亞洲絕大部分國家經濟高速增長，人民收入持續提高。因此，亞洲尤其是東亞人民非常認同全球化。雖然特朗普領導下的美國政府決定退出TPP，但是在亞洲，還有其他FTA協議正在商談之中。如日本希望2017年內與歐盟達成自貿協議。同時，中國、日本等一直推動RECP談判，這會為亞洲企業營造良好發展環境。希望RECP等自由貿易安排是高質量、高標準的。
第三，如何應對？
與會嘉賓認為，亞投行、“一帶一路”提出的基礎設施互聯互通模式，為全球化提供了新的思路。
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行長金立群強調，基礎設施投資、提升互聯互通性為現在的全球化提供了一個切入點。
IMF 前副總裁、國家金融研究院院長朱民指出，全球化最大的挑戰不僅僅是金融市場，因為全球的市場都在互聯互通。表現之一在於全球金融危機時各國GDP的增長已經互相聯繫起來了；表現之二是溢出效應，“發達經濟體GDP如果有1%的改動，我們就會看到新興市場有0.44%的變化。如果新興市場GDP有1%的變化，那麼你就會看到發達經濟體有0.2%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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