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如果立法會整體能夠有較高的認受性，議員講出來的話，市民願意去聽，政府亦必須要聽。
所以立法會要做好工作，一定要改善在市民心目中的形象，令市民感覺到立法會是有效運作的，工作是對事不對人的。如果政府不對，可以批評、應該批評，但同時也要提出如何能夠做得更好的方案，而不是只是罵政府、拉布點人數、導致流會等等。
這是一個讓大家把問題講清楚的平台，而很多事情，未必一方完全正確，另一方完全錯誤，重要的是在立法會這個平台提出好的意見，讓政府吸收在施政過程中，市民亦可以從中有更多思考。這需要整體的立法會議員一起去做，而不是這件事賴非建制派，那件事賴建制派，這樣是沒意思的，立法會工作水平和議事質素的提高，是一件整體性的事情。
宣誓風波之後，過去幾星期立法會的運作不錯，市民就不會覺得厭倦，不會覺得議員不知所謂。
中評社記者：經常聽到非建制派議員提出，自己是民選議員，背後有很多選民支持，這個政府不是民選出來的。從這一角度，議員的認受性是否高於政府？
梁君彥：剛才也說了，你既不接受現有體制，又不接受改變體制，面對體制的改變，又說改不到自己的要求，這個體制我就永遠不承認。那就形成了一個死局，最終只能拖垮香港。
大家都希望體制的改變，但是要一步步去做。不能說自己是民選的、政府不是民選的，就不接受這個政府的一切。根據《基本法》，這是一個合法政府。既然做了議員，就有責任代表市民監察政府，敦促政府做好施政，而不能什麼事都不與政府或體制溝通或合作。不能說要罵的時候就罵，要做的時候就不做，這樣是對不起市民的。
中評社記者：剛才其實提到了政改，現在政改無法通過，你覺得若未來重啟政改，大家找到共識的可能性何在？
梁君彥：若要政改重啟，是一件困難的事情。政改在過去已經花了兩年多的時間，可以說是一事無成，更加撕裂了香港社會。
新一屆特區政府無論誰上台，若一開始就把政改議題拋出來處理，而社會又不具備共識，最終的結果只會是再一次的原地踏步，社會將更加撕裂。
香港現時還面對很多經濟、民生的問題，是不是應該先行處理呢？
所以若要重啟政改的話，大家都要有讓步，大家要承認同一個基礎，然後才有空間去重啟。同一基礎，就是人大常委會的“八三一”決定、《基本法》規定的循序漸進原則，以及在落實特首普選之後才落實立法會普選的計劃，不能說一次過什麼都要實現。
有些人整天以世界其他地方的制度為例，認為很好，但是不可否認，每個地方都有各自的特點，有自己的制度，香港也一樣，不能強行簡單地套用別的地方的制度，否則長遠對香港不是好事。不能說符合自己意願的就說是“國際標準”，不符合自己意願的就說是“本地標準”。
中評社記者：近年大家都覺得“港獨”思潮抬頭，你覺得原因何在？
梁君彥：我覺得年輕人對歷史認識很薄弱，他們對社會現狀有訴求、有不滿，但是另外亦都有一小撮人，利用這些情況去出位。香港年輕人近年用不同的口號，例如不滿政府，甚至拿龍獅旗出來。見到這些場面，我覺得是部分人想靠這些吸引注意力，並且令政府為難、不知如何應付。特別當這部分人發覺自己得到別人支持，那就更加覺得做法可行。
但是事實上，如果有一群人很努力去證明“一國兩制”行不通，由此認為香港要“獨立”，我覺得這個想法未免太天真。香港《基本法》和國家《憲法》寫得很清楚，香港作為國家的一部分，不容許分裂。“港獨”的言行只是令香港社會更加撕裂，亦令香港的未來面臨很大的陰影。
假設“一國兩制”行不通，那是不是要“一國一制”呢？香港成功的要素，就在於“一國兩制”成功，要證明“一國兩制”能夠令香港社會更加繁榮，同時有能力為國家作出貢獻，甚至令香港臨近地方的經濟發展亦受惠。
歸根究底，部分年輕人的確對政改的步伐有不同看法，但是我覺得長遠而言，落實並且成功落實“一國兩制”，才是對香港最有利的。在“一國兩制”之下，爭取香港最大的發展空間，才是每一位香港人應該思考去做的事，包括不同的政治派別。
中評社記者：曾鈺成主席離開立法會之前講過，很可惜在八年主席任內想推動泛民和中央之間的互動，卻做不到。現在剛剛見到中央表明願意向泛民議員發還回鄉證。未來您做主席的過程中，會否也尋求這方面的發展？
梁君彥：我跟曾鈺成主席都一樣，覺得任何立法會議員與中央官員或中央駐港官員有良性溝通，都是好事，這些互動會對香港整體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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