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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楨認為，香港與國家之間共同的根源，不足以凝聚彼此的聯繫，關鍵在於能否描繪出對未來理想社會的共同想像。（中評社資料圖） |
梁振英的嘗試為何行不通
在許楨看來，探討香港在國家發展中的角色是解決香港社會撕裂的其中一項重大課題。實際上，現任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梁振英任內曾多次就這一課題展開論述，最為人熟悉的包括“一帶一路”和“超級聯繫人”。
許楨指出，梁振英和首任香港特區行政長官董建華具有近似之處，即二人都在國際政經界——包括英美、亞太地區等——有很深的歷練，而除了國際化的背景，在國家改革開放以來的發展過程中，梁振英比董建華有更深入的參與，這使梁振英更具備審視宏觀形勢與大格局的視野，至於董建華的金句“香港好，國家好；國家好，香港更好”，則是他對香港與國家關係的論述精華。
在這樣的背景下，許楨認為梁振英和董建華都意識到，在宏觀形勢與大格局之下，如果沒有一套完整的、合乎邏輯的論述，那麼想要把香港的未來與定位融入到國家乃至亞太區的發展之中，便是不容易說服香港民眾的。但他同時以梁振英的論述為例，指梁所提出的“一帶一路”、“超級聯繫人”等概念，基本上都未能觸及較敏感的議題，譬如身份認同、香港未來的社會制度——這其中不僅是選舉制度，還包括媒體發展、教育事業、稅務體系、社會福利等各方面，以及不限於政策內容本身的、各範疇藍圖背後所反映的價值觀、所構成的對未來美好社會的共同想像，這意味香港與國家的整合除了在物質層面，在思想上、精神上即使並非完全統一，但起碼亦應有共同的認知基礎。
另一方面，梁振英作為行政長官施政的5年任期內，其中一大最受爭議的焦點，正在於他的政策取向和施政理念被認為太過於傾向中國內地或太過於著重香港與內地的融合，而儘管國家領導人在不同場合多次重申中央無意改變香港的“一國兩制”，但是“‘一國兩制’變‘一國一制’”、“香港大陸化”等批評和憂慮近年依然在香港社會持續蔓延。
許楨分析說，這種批評和憂慮是因為香港已是一個相當富裕的社會，發展程度已達到發達國家水平，若想要從物質、資源等方面說服香港的中生代、新生代，尤其是知識水平較高的中產階級，這種做法很明顯是“緣木求魚”。他續指，在諸如“香港在海上絲綢之路中的獨特角色”的經濟視角論述之前，屬於第一層論述的內容始終是未來香港社會在民主、自由、法治、公義、人權等價值觀和認知領域將會達到怎樣的水平，以及相關的水平對於國家而言會帶來怎樣的正面效應，又有可能付出怎樣的負面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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