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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英九向台下人員介紹後方大照片。（中評社 張嘉文攝） |
四、《開羅宣言》是光復台灣的關鍵
民國32年11月底，中、美、英三國領袖舉行開羅會議，並在《開羅宣言》中明定“日本所竊取於中國之領土，如東北四省、台灣與澎湖群島等，應歸還“中華民國”，《開羅宣言》並要求日本無條件投降。民國34年7月26日，“我國”與英美共同發布《波茨坦公告》向日本招降，其中第8條規定：“開羅宣言之條件必須實施”。同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無條件投降。9月2日，日本在東京灣美國密蘇裡戰艦上簽署《日本降書》，其中第1段與第6段明文接受《波茨坦公告》內容。值得一提的是，對《開羅宣言》的簽訂付出巨大貢獻的前“司法院長”王寵惠先生，他是著名的法學家與外交家，曾經將德國的民法典翻譯成英文出版，學養深厚。他在抗戰時期也擔任國民政府最高國防委員會的秘書長，陪同蔣委員長出席開羅會議。他曾經為了《開羅宣言》草案中列舉“日本應該將竊自中國的領土，例如東四省、台灣、澎湖歸還“中華民國”這段內容，與英國代表賈德幹（Alexander Cardogan）激辯。賈德幹認為不需列舉，只要求日本放棄即可。但王寵惠先生堅決不同意，他痛陳：“世界人士均知此次大戰，由於日本侵略我東北而起，而吾人作戰之目的，亦即在貫徹反侵略主義，苟如此含糊，則中國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皆疑惑不解，故中國方面對此段修改之文字，礙難接受”，堅決主張保留這段文字。兩人相持不下，最後美國代表、也是美國駐蘇聯大使哈理曼（Averrel Harriman）支持王寵惠先生的主張，因此才有了我們現在看到的《開羅宣言》。王寵惠先生這一段折衝樽俎的過程，慷慨激昂，不僅非常精彩，也對台灣光復有很大的貢獻，令人極為敬佩折服。
鑑於《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與《日本降書》彼此環環相扣，因此均具有拘束簽署國的效力。而民國34年日軍向“我國”軍投降後，“中華民國”立刻開始在台灣進行統治的主權行為。“我國”的依據不僅是盟軍統帥麥克阿瑟將軍所發布的第一號命令，更重要的是依據這三項戰時國際法律文件。事實上，美國及日本所出版的官方條約集均分別收錄此三份文件，《日本降書》更被收入《美國法規大全》及《聯合國條約集》，都具有國際法效力。
抗戰勝利後，國共內戰爆發，雙方均未獲邀參加舊金山和會。1951年的《舊金山和約》第26條做了補救，授權未參加和會的參戰國與日本另訂和約。因此在1952年4月28日，“中華民國”與日本在台北簽訂《中日和約》與《照會第一號》，作為《舊金山和約》的延伸，並在同年8月5日生效。其中《中日和約》第2條規定日本放棄對台灣及澎湖群島主權；第4條日本承認《馬關條約》因戰爭結果而歸無效，第10條承認台澎地區人民具有“中華民國”國籍，更重要的是，《照會第一號》更明文規定台灣、澎湖為“中華民國”領土。因此，“中華民國”光復台灣”獲得再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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