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經濟轉型過程中積壓了民怨
劉佩優認為，香港目前學習到了民主選舉最糟糕的部分。事實上，一人一票選舉，是希望選民按照自己的意願決定，但是香港目前出現的爭議，是兩個不應該出現的議題：“香港和中央政府的關係”、“香港和內地的關係”，這個問題不應該在爭議範圍之列，但現時卻變為主要的爭議點。
這個爭議點是如何而來？劉佩瓊認為，第一是世界經濟局面的改變。90年代WTO（世界貿易組織）成立以後，西方開始提出全球經濟一體化，因此不同國家受到不同的衝擊，包括美國和歐洲。發達國家許多高薪職業，流向新興的低工資產業。內地改革開放以後，香港幫助內地發展製造業，幫助內地將生產的物品運輸到世界各地，工作完成後，香港的優勢卻消失殆盡。
劉佩瓊對中評社表示，面對轉型和衝擊，從就業角度而言，香港並沒有造成就業問題。香港由出口變為轉口和轉運，在此之中，喪失製造業，導致香港沒有實業，從而轉變成了內地的轉口港，內地金融市場對外開的窗口，形成了香港和內地很重要的區域合作關係。
她繼續說，80年代至今，香港服務業就業人數達到230萬左右，服務業的增長，比製造業失去的職位要多，但是問題在於，香港沒有了實業，使得低層次的服務業就業量增加，因此收入也就不高。
另外，劉佩瓊也認為，本港的房屋政策受到很大的限制，無地可用。公屋居屋落成緩慢，過去每年住房的供應量在3萬至4萬左右，但如今一年不夠一萬，這就造成了公屋短缺，租金和樓價迅速上漲，港人生活水平下降。
“世界經濟一體化下，香港本地對於住房政策的處理不善，造成了民怨擠壓。事實上，梁振英擔任特首期間，在房屋問題上做了很多工作，這也是他的其中一個政績。但是由於政治原因，大眾沒有正視他這一方面的成果。”劉佩瓊說。
“香港在世界經濟轉型過程中，有很多沒有處理好的問題，因此引發了社會上許多民怨，這些民怨又通過本次立法會選舉凸顯，選民藉助青年人上台希望得到改變。”劉佩瓊認為，具體而言，青年人將許多問題的原因歸咎於內地方面，但其實，中央給予香港大量的優惠政策，這些都是部分年輕人沒有看到。香港一旦脫離了內地的照顧，情況將很不樂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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