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繼續說，二戰後中日關係有過一個短暫的合作、友好階段，主要是上世紀70年代中日邦交正常化，但這是建立在放棄了一些對日本戰爭責任的追究，共同抗衡蘇聯的基礎上。中國方面認為是“以德報怨”；日本方面則認為通過多次日元貨款，中日經濟合作，使中國經濟強大，反過來形成對日本的威脅。雙方的合作轉入爭奪、對抗，加上釣魚島、東海海域之爭，及隨後的南海問題，“中日友好合作” 實際上名存實亡。而日本習慣了中方的忍讓，覺得是理所當然，如日本單方面劃定的東海防空識別區、日本對釣魚島的實際管控及其他日本的挑釁行動，而現在中國發展崛起，要保衛自己的領土、領海主權、權益，雙方發生衝突是不可避免的。而雙方實力的變化使日本既不甘心，又不願面對現實，才出現“不惜一切代價與中國死磕”的局勢。
郭秦健提道，中日雙方對彼此的看法負面程度都在80%以上，這也決定了中日領導人在重大涉及中日爭端的問題上讓步的空間很小。從目前發展的態勢看，中日繼續發生爭端和對抗的領域還會增加，力度還會增強，對此要有一個提前的心理準備。
最後，郭秦健說，“中日友好”要做另一方面的考慮，從目前東亞的事態來看，南海問題、東海問題、東盟的爭奪，包括亞投行與亞開行之爭都是中美之爭，通過中日之爭來體現。美日以美日同盟對抗中國。日本以“中國威脅”為借口，通過“修憲”擺脫“戰後體制”，解禁以集體自衛權為中心的新安保法，同時轉移國民視線，緩和國內矛盾。中國要真正崛起和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要努力正視日本，及日本的政策對中國帶來的威脅，重新考慮“中日友好”政策，要積極主動地思考，制定切合實際的對日政策，作好充足的包括最壞結果的準備，不要讓日本的政策影響中國的崛起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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