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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台灣研究會秘書長、研究員邵寶明發言（中評社 李娜攝） |
台北商業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副教授劉昊洲表示，公務倫理是公務員執行職務，或履行與其身分相關行為舉止時，應遵循的倫理道德規範；在公務職場中，與依法行政俱是規範公務員的主要準據，雖然有人說依法行政是公務員最高的行事準則，但不容否認的，在法律未規範之處，在法律授權處理之際，都是公務倫理馳騁的場域；在法律規範之上，甚或制定法律之前，基於正義與人道的倫理抉擇，則顯得更為重要。
他繼續說，公務倫理乃源自1968年美國新公共行政學派的大力倡導，但流傳至我國後，由於傳統倫理道德的豐碩內涵，遂使小溪頓成大河，不論在高度、深度與廣度，皆更有可觀性。其中的源頭即來自孔子的諄諄教誨與啟示，所以說孔子不只是我國歷史上最偉大的教育家，對學校教育的影響至深且大；對於當前政府部門公務倫理的內涵，也注入豐沛的水量。
劉昊洲指出，孔子的倫理道德思想對於當代公務倫理的啟示，大致有：修心為上、以身作則、人道關懷、道德為先與認清分際等5個特點；不過如從現代社會科學的尺度回頭檢視其思想，亦不難發現其有語意不清、公私不分、因人而異與過於理想等4個可以檢視的地方，都是值得我們留意之所在。
金馬台澎兩岸交流協會會長蘇進強認為，中華文化已經內化成為台灣民眾生活的一部分。文化有它的高度，也有它的基礎，兩岸關係萬丈高樓平地起，兩岸的文化認同問題在於高低不能整合，兩岸說再多的政治互信，如果沒有社會互信就等同於沒有基礎。
蘇進強指出，兩岸民間的互信和心靈契合，事實上已經發生了轉變。在文化上，上下層一定要相輔相成。
南開大學台灣經濟研究所教授朱磊在發言中表示，國家系統演化進程中，特別是處於臨界點時，政權能否把握漲落實現統一相變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政權的“策”。策略核心應該是展示權益彈性，表明政權有能力向更多國民提供更有吸引力的公共產品從而贏取國民的信任。權力的合法性來源於信任感，有了信任才能使權力、制度、社會和政治機構持續運作。
朱磊指出，政權作為國家最高權力的代表，在維護掌權黨派利益的同時，要讓國民相信其政策或政策主張能代表廣大的社會公共利益，或者未來能夠提供國民更多、更優、成本更低（絕對優勢）的公共服務，以更好滿足國民生存和生活的福利需求。這種信任應通過軟硬兩種策略在長期施政中建立。
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陳剛說，兩岸年輕人決定兩岸關係的未來，兩岸的交流是不充分、不對等的。台灣年輕一代對大陸不了解，他們離開台灣首選的地方很可能就是日本、新加坡，很多台灣年輕一代甚至沒有離開過台灣。在這樣一個情況下，兩岸的發展將遭遇非常大的瓶頸。
“兩岸青年共同成長，稱為‘發心’的階段，2015年，大陸教學創新發展的非常快，不再是虛擬教學，而是實戰教學。我們通過最前沿的技術關切兩岸青年的成長交流，並且創辦了‘兩岸大學生創客營’。”陳剛表示，兩岸的交流是需要創造出來的，現在最缺乏的就是創造兩岸民間交流的大平台。台灣的年輕一代比較迷茫，通過“兩岸大學生創客營”他們找到了方向，通過這樣一種交流，台灣年輕人找到對大陸的親近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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