決定性的政治和解條件仍然沒有形成
中評社：不可否認，回歸20年來，香港也出現了一些問題，包括“港獨”和“本土”思潮的冒起，以及兩地摩擦的加劇等，您怎麼看？
田飛龍：這些對抗性事件的出現是央港互動之結構性矛盾的漸次爆發，有其可以追溯的機理和淵源：其一，20年來內地與香港經濟實力與發展前景發生重大變遷，香港社會在適應兩地經濟“新常態”過程中出現普遍的不適應情緒；其二，雙普選是香港泛民主派既定議程，但在回歸20年中逐步遭遇挫折，導致原初的“民主回歸論”吸引力下降，“本土分離論”起而取代之，成為香港反對派政治對抗路線之範式變遷與代際更替的分水嶺；其三，內地基於經濟爬坡期的發展主義和香港基於經濟發達期的價值中心主義，導致雙方對經濟發展與政治民主的看法及追求產生差異，兩地誤解與矛盾加深；其四，國際勢力操作香港政治議題，制衡中國發展，推波助瀾，造成香港政治實際上的國際化與複雜化。
不過，從中央應對這一系列對抗性事件的基本經驗來看，堅持法治底線，依靠愛國愛港力量對等升級社運技戰法，活用國家經濟戰略吸納香港參與，以及逐步尋求中央管治權的制度化，以維護秩序與引導發展的雙重思路開展工作，已逐步走出香港對抗政治的漩渦。當然，決定性的政治和解條件仍然沒有形成，政治衝突的基礎和誘因依然存在。
中評社：如何看這20年香港社會、民生、經濟等各方面的變化？
田飛龍：這20年香港經濟保持穩定增長，但增幅有所下降，這裡面有發達經濟體普遍性的增長放緩規律的作用，也有香港經濟結構畸形陳舊無法及時更新升級的問題，以及經濟受政治捆綁而滯後發展的問題。
在社會與民生方面，香港居民仍然保持較高就業率及政府公共服務水準，但房價高企，階層貧富分化，青年人普遍缺乏成長預期和安全感，民生公共政策遭遇立法會“拉布”而難以有效推行，內資及內地移民對香港固有社會資源與保障體系的擠占效應有所凸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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